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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假途灭虢，唇亡齿寒的成语故事，为什么虞国的国君会莽撞地允许晋国军队借道去攻击虢国？按照他自己的解释，不是因为他贪图晋献公送来的财物，而是因为晋国和虞国是同宗同姓，都是周朝王室的后代子孙，晋国应该不会有伤害虞国的心思。当时就有人反驳说，曲沃宗族里的人和晋献公都是五服以内的血亲关系，晋献公能够狠下心来把这些人全部杀掉，虞国的国君和晋献公仅仅是几百年前是一家，血缘关系离的很遥远，晋献公又怎么可能还顾念着两家之间的亲戚情分呢？
由此可见，晋国贵族为了争夺权力，到了不择手段，不看对象，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这个时候，周朝遗留下来的宗法礼制已经起不到约束统治阶级的作用了。当时其他国家的贵族也有类似的争权夺利现象，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通常还承认大家都是同一祖先的后代，不必赶尽杀绝，杀人范围局限在政治上主要的，个别的对手，不象晋国这么广泛和残酷，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全部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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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晋国人特别的心狠手辣？其实也不是。周初分封，晋国被封到山西高原上，这个地方位于华夏各国的边缘地带，刚开始的时候，晋国领土只占山西高原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地区都被周围的游牧民族所占据，这些游牧民族包括属于戎族的山戎，犬戎，属于狄族的长狄，赤狄，白狄等，长期处于众多游牧民族包围之中，和他们不断接触，晋国慢慢地受到游牧民族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的深刻影响。到了春秋初期，晋国又开始迅速扩张，占领大片原属游牧民族的土地，成为山西高原的主导力量，同时也在国内增加了许多有游牧民族血统的人口，这样，游牧类型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在晋国的影响就更大了，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周代宗法礼乐制度因此被严重破坏。
在古代中国的北方，一个游牧民族的部落酋长去世后，通常发生的情况是，部落资产会被他的几个兄弟子侄共同瓜分，如果这些人中有人还想保持部落的统一，获得全部权力，他就需要动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在内去打败，甚至杀死自己的兄弟叔侄，兼并他们的部属。在崇尚作战指挥能力的游牧民族里，这种做法是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的，如果他能成功，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成为部落新的合法酋长，没人会指责他过于残酷，残害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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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的冒顿单于为了上位，曾经杀死过自己的父亲和妻子。成吉思汗小生活杀死过自己的兄弟，但他们都被后代族人推崇为英雄首领，并未受到道德指责。这种事情在华夏族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罪无可赦的，也是游牧民族野蛮落后的具体证据。
晋国经常把秦，楚两国贬为西戎，南蛮，实际上，它自己也受到过戎狄蛮族潜在的强烈影响。当然，晋国贵族是周王室的正统后裔，它的地理位置又没有封闭孤立到秦国的程度，比起秦国，它相对容易接受中原文化的熏陶一些。过了一段时间后，晋国开始把扩张方向转向中原地区，注意力放在称霸华夏各国这件事上，同时，国内的游牧民族人口也逐渐被同化，这些都造成它的文化越来越脱离游牧民族传统，趋近华夏主流的结果，这一点和秦国是不一样的。但晋国公族衰落的政治格局已经无法扭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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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晋献公晚年娶了戎族酋长两个名叫骊姬和少姬的女儿为妃，骊姬为了让自己的亲生小儿子继承晋国大权，设下计策准备诛杀太子申生和其他公子，晋献公的儿子不少，其中只有公子夷吾和公子重耳及时逃亡国外，保住了性命。重耳逃到自己母亲出生的国家-翟国，翟字通‘狄’，也是渊源于游牧部族。仅是晋献公就娶了好几个来自游牧部族的女性，双方频繁的互相通婚关系可见一斑。由于晋国国君家庭内部在通婚过程中也会受到游牧部族风气的渗透和影响，至亲之间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变本加厉的越发血腥残酷。
晋献公死后，公子夷吾和公子重耳都先后回国，成功的发动政变上台，夷吾成为晋惠公，重耳成为晋文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分别得到国内一些异姓贵族势力的支持。重耳在外流亡19年，身边始终跟随着狐偃、赵衰、贾佗、魏犨一批人，他们就是各个大族的代表。这些人公开支持政治上的反对派和逃亡者，在位的国君却对他们背后的家族势力没有什么办法，这些还在国内的家族都没有受到严厉惩罚。由此可见，几乎在晋献公大肆杀戮本族人的同时，各地的异姓家族就填补了权力真空，它们茁壮成长，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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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帮助过自己的贵族，就算是晋文公也只能安抚和奖赏。贵族们得到了足够的回报，晋文公身边的人里，赵衰成为赵国先祖，魏犨成为魏国先祖，荀伯则成为六卿之一的中行氏先祖。从此之后的晋国历史，是异姓贵族势力轮流掌握国家大权的历史，他们越来越不把国君放在眼里。比如，后来的晋灵公被赵穿所杀，晋厉公被栾书和中行偃所杀，晋悼公在和异姓贵族约法三章后，才敢回国执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晋国最后被三家瓜分而灭亡，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
虽然从晋文公时期开始，晋国设立的县制各方面制度完全模仿楚国，县里的官员形式上也都是国君亲自任命的，但这些官员实际上来源于异姓贵族阶层，和楚国来源于王族大大不同，他们对家族的忠诚超过对国君的忠诚，所以晋国的县制没能起到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