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讨论：(附录：楚国的两大难题）

思想界的局面从儒家独大变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和繁荣肯定是件好事。培养人才的渠道趋于多样化，大多数君主也觉得是件好事，他们选择起来更方便了。但是，如果我们纯粹就取代旧贵族的权力而言，出现这种局面并不完全是件好事。魏文侯时期，通过西河学派这一固定的后备官员培养基地，儒生们源源不断地进入各级政府，人数众多。而且他们都是从儒家学派中选出来的，有着相同的信仰，在政治上目标一致，比较团结，所以，他们可以长期，有效，稳定的和贵族集团进行对抗。

现在，任用的人才来自各家各派，这些人用多了，政府里会充斥着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政见，他们彼此争论不休，难以形成有效的团队合作，拧成一股绳与贵族对抗。人用少了，他们又无法和贵族阶层的集体力量相匹敌。另外，人才选拔没有固定的，可靠的渠道，完全依赖君主的个人眼光，有些君主看人眼光好，可以选拔出一批正确的人才，比如齐国的齐威王，遇到有些眼光不那么好的君主，他就经常会选拔出错误的人，比如齐缗王，他把苏秦任命为齐国丞相，这个苏秦实际上是燕国派来的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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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战国最早期的魏国实行的官僚制度最为‘先进’，反倒是发展到中，后期，各国制度变的比较落后。魏文侯时期的魏国有着最纯粹的，最靠近现代国家的文官官僚制度，贵族当官的情况非常罕见。魏文侯在位50年，史书中所记载他重用的贵族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魏成子。这个魏成子是什么类型的人呢？史书中是这样说的：‘魏成子有千钟俸禄，十分之九用在外边，十分之一用在家里，因此从东方聘来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君主把他们奉为老师。’魏成子一块封地都没有，完全是靠俸禄，也就是工资来生活的，而且他只用十分之一的工资来供养家里人生活，十分之九的工资用来聘用儒家学者，还把他们推荐给魏文侯做老师。由此可见，魏成子的形象是一种和春秋贵族各方面都差别极大的新型贵族形象，他很可能也是信儒的，所以他成为魏文侯时期唯一被重用的贵族出身的人。

从整体而言，由于儒家的影响力被削弱，被分散，魏文侯以后官僚的势力衰落了。到了战国中，后期，一个国家的重要官员中，来自士人阶层的人数，往往没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多，这些官员的政治见解又各不相同，杂乱无章，所以，他们对抗贵族阶层的时候显得力不从心，比较弱势，孟子说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当官其实并不难，只要注意不得罪贵族就行了。可见在孟子的时代，贵族手中的权柄非常大，已经很难找到象田子方那样敢于当面讽刺贵族，公开反对贵族当官的人。生活在战国中后期的四公子，齐之孟尝，赵之平原，魏之信陵，楚之春申，都是大贵族出身，是本国国王的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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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再讲点题外话，‘史记·商鞅列传’中有一段记载，说是魏国迁都到大梁的时候，魏惠王曾经发出过感叹，后悔当初没有听公叔座的话，放商鞅去了秦国。现在的学术界已经基本上确定，魏国迁都是在前361年，那个时候商鞅还身在魏国，当然魏惠王是不可能说出这种话的。如果史书当中确实曾经有过魏惠王发出类似感叹的记载，从当时的背景来看，他感叹的对象也应该是秦献公，而不是商鞅。魏武侯决定放秦献公回国，结果在魏国西方硬生生造出一个强大敌人，还逼迫魏国向东迁都，以避开秦国的兵锋，魏惠王因此在迁都的时候发出一句感叹是可以理解的。我估计后来的李斯，赵高为了吹捧商鞅，把史书中魏惠王这句话的对象从秦献公改成了商鞅，这样就符合逻辑了。

对于商鞅，魏惠王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地方。商鞅到秦国几年后，秦国在西线对魏国造成的严重威胁就消失了，商鞅死了几年之后，秦国的威胁再次出现，公孙衍指挥秦军占领了河西地区。魏惠王不仅不应该后悔，还应该庆幸，这是他一生中最正确的一个决定，而且是一个一本万利，无本万利的决定。放任商鞅离开不需要魏国付出任何代价，就在20多年时间里解除了来自西方的威胁，这不是无本万利又是什么呢？经过这么多事实和教训，晚年的魏惠王应该会更坚定的认为，公叔座和他的身边人，包括商鞅在内，都是一群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