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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以他成功的变法和改革而知名，秦惠王则通常被看成一个缺乏独创性的人，他只是被动继承了商鞅变法中留下来的既定政策。其实，虽然秦惠王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变法和改革，但他也做过一些局部改造工作。比如，商鞅时代过于严厉的法律规定，有些被秦惠王取消，有些被改动，有些被软化，结果，商鞅在实践中缺乏可行性的法治体系逐渐变的在实践中有可行性了。把一个本来没有可行性的国家法治体系改造成一个有可行性的国家法治体系，从政治角度而言，这是个意义重大的工作。再比如，秦惠王时期秦国开始称王，而且开始新设丞相作为百官之首，当时的丞相权力很大（秦武王就认为秦国丞相的权力过于强大），设立丞相职务需要在秦国政府中进行一个大的机构重组工作。这样，起码从最高统治阶层来看，秦国在制度上和东方六国越来越趋同了。还有，秦惠王时期开始铸造货币，这对秦国工商业的后续发展是有利的。

秦献公的改革让秦国强大起来，但是秦国崛起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商鞅变法中他们走了一个大大的弯路。一统天下是秦国的最终目标，既然商鞅的道路走不通，那么走哪一条道路才能达到这个最终目标呢？在秦惠王时期之前秦人都是迷茫困惑的，是秦惠王给秦国找到了一条继续往前走的可行道路，从此之后，秦人解决了疑问，凝聚了共识，他们只需要沿着秦惠王开辟的道路，不停地往下走，直至统治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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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翻开战国时期的历史地图集，会发现有一个国家在地理上和秦国正好相反。秦国是各国中位于最西边的国家，齐国是各国中位于最东边的国家，秦国号称‘百二之地’，齐国号称‘十二之地’，齐国就好象是秦国的镜像一样。战国中期，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为了争霸天下进行了长期较量。其实，齐国不仅在地理上和秦国是对立相反的，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和秦国进行有趣的对比。

我先举个例子，秦人有一个为人所熟知的性格特点--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给国家当兵打仗的时候他们表现非常勇猛，平时生活中互相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却显得很怯弱。齐人的性格特点正好相反，他们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秦灭六国，最后进攻的国家是齐国，当时的记载是‘齐人莫格’，没人起来战斗，齐国是六国当中唯一一个不抵抗就亡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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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五国伐齐的时候，齐国在西部边界线上被联军打败之后，全国军队就崩溃了，大家都只顾着逃跑，所以，一个乐毅就可以独自率领燕军，奇迹般地连下齐70余城，尽管齐国是个人口稠密，兵力众多的地方。无独有偶，楚汉战争时期，韩信进攻齐国，也是先在西部边界线上打败齐军，接下来韩信只需要把军队分成好几部分，追赶四散而逃的齐军就行了。韩信打的下一场重要战役，发生在他和龙且率领的楚国援军之间，齐军已经不知所踪。

马陵之战中，孙膑施行减灶诱敌之计，齐军进入魏国境内后先设十万个灶，过一天设五万个灶，再过一天设三万个灶。孙膑的目的是暗示庞涓，还没有开战，齐军中70%的士兵就已经逃跑。庞涓还真相信，他大叫，‘我固知齐军之怯’，尽管齐军已经在桂陵之战中击败过他一次。可见，那个时候齐国士兵很怯弱，好在战场上逃跑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了。减灶诱敌之计也只有齐国能用，其他国家用起来估计没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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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追溯，春秋时期齐国的名人管仲，在他没出名之前，据说曾经三次从阵地上逃跑回家，鲍叔牙还振振有辞的替他辩护，说他有个年迈的老母需要供养。如果这事是真实的，那齐人战场逃跑的风气可谓源远流长了。

齐国出现过许多个人主义的勇士，比如北宫黝，孟说，从晏婴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中可以看出，齐国勇士为个人名誉和利益而战的欲望非常强烈，但他们为国家而战的欲望少的可怜。田单在即墨战役中鼓舞齐军士气，他用的办法不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而是派出间谍，暗中去误导燕国将领，让燕军割掉齐国俘虏的鼻子，又挖开齐人祖先的坟墓。一旦损害到齐军士兵的个人和家族利益，他们的战斗力马上直线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