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道折子上去了，和曾国藩想到的差不多，咸丰帝批得不疼不痒，就是不给地方实权。曾国藩只好又上了一个折子《钦奉两次谕旨覆奏折》，再次催促皇帝。他还在折子里表露出自己的情绪，甚至威胁说如果不给实权，那自己就在家丁忧下去。这真是曾国藩最后的一招儿了，他能“要挟”皇帝就是那点儿湘军了。但他运气不好，这年（1856）太平天国发生了“天京事变”，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太平军内部残杀到达了极点，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接连在内讧中被杀，数万太平军死于自己人手下，这样天平天国的巅峰期已过，从战略进攻变成了战略防守。在这种背景下，咸丰帝的压力徒减，认为这场起义可能会被扑灭。在这种背景下，曾国藩以自己的作用为筹码，给咸丰帝讲条件，自然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咸丰帝还曾国藩的奏章上写了：“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卢，仍应侯旨。”你不是想尽孝吗？那你就尽孝吧，现在我也不需要你了。遇到了咸丰帝这样的白眼狼，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既然自己要在家延长丁忧，那就呆着吧，曾国藩无计可施，只好在老家过着清闲的日子。

在这段日子里，他可没有闲着，总结一下过去，思考一下得失，是这一段时间曾国藩主要工作。除了会客、读书、写诗，曾国藩更多地是在反省。由于他为人强硬，所以总是和别人格格不入，这是他和地方官员搞不好关系的原因。他一直在思索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处理好各方面关系，进而把自己创建的湘军建设的更强。离开曾国藩的湘军成为了其他各省的部队，自己的成果就这样被别人篡取，曾国藩心中不甘，又没有办法，他期望着再次出山成就一番事业。而与此同时的李鸿章也在老家守孝，但和老师曾国藩不同的是，他的处境好像更加糟糕一些。太平军还在安徽境内驰骋，李鸿章的老家随时有被占领的危险。李鸿章更多地是考虑自己的出路，在团练的五年里，李鸿章虽说有些成绩，但这些成绩对他来说还是很不理想的，主要是他没有遇到好领导。吕贤基、福济等人能力一般，所以李鸿章的才能被埋没，没有好的平台，他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就是妄想。李鸿章和曾国藩所想的差距，与当时两人不同的身份有着很大的关系。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建者，算是“研究生导师”，而李鸿章是跟着别人搞团练，最多算是“本科生”，两人的角度和视野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曾国藩看得远，李鸿章看得近，这就是老师和学生的区别。但两个人相同的是都想做出一番大事业，要不曾国藩也不会一直看重李鸿章。而不久师生就会见面了，这对于二人是一个好机会，特别是李鸿章。

在父亲的榜样作用下，第二年，也就是道光十三年，曾国藩参加了科考，成为了县学生员，这时的曾国藩二十三岁。比起父亲四十三岁才取得功名，曾国藩是幸运的，至少他比父亲少熬了这么多年。曾家的双喜临门，着实让全家欢欣鼓舞，也算是告慰了已经过世的曾祖父曾竟希。

但中了秀才才是漫漫科举路的第一步，后面还有很长的路等待着曾国藩。为了实现自己乃至全家族的愿望，曾国藩义无反顾地背上行囊，开始了新的路途，这次他去得地方就是世人景仰的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不单单是“重点高中”这样的概念，它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且是最出名的。在这里读书不但是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而且可以得到良好的学习环境。曾国藩也用自己的实力，表明自己配得起在这里读书。当时他在书院里可以算的上屈指可数的好学生，诗文俱佳，而且人品也得到了书院老师的赞赏。

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曾国藩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去往北京的道路。他以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的身份参加了礼部会试，北京我来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长途跋涉来到了大清的心脏——北京，他激动，更多地是紧张，他知道这次考试对他意味着什么，他诚惶诚恐，等待着考试的到来。可能是命运女神要给曾国藩一个挫折吧，这次会试他的成绩不理想，没有考取进士。这让曾国藩感受到了科举并非想象的那样，毕竟这是“国家大考”，而且人才济济，能从众多能人中脱颖而出绝非易事。不过，恰好当年是皇太后六十大寿，按照惯例可以增加一次会试，这让曾国藩心灰意冷的心情又燃起了希望。多一次机会就多一次成功的可能，曾国藩没有气馁。为了来年的加考，他放弃了回湖南老家。湖南距离北京千里迢迢，与其在路途上浪费时间和金钱，还不如留在北京刻苦用功。他写信给自己的祖父、父亲，家里人对曾国藩的决定表示了支持，只要曾国藩有这份上进的心，做家长的还有什么好阻拦的呢？曾国藩为了减少日常开支，住进了京城的“长沙会馆”，这是接待长沙府应试举子而设置的，自然曾国藩这个湖南举子也得到了会馆的接纳。在北京期间，曾国藩更加投入到学习之中，他坚信自己能够成功。在苦读了一年后，道光十六年曾国藩又一次踏入了会试的考场。而命运又一次和他开了玩笑，曾国藩还是落榜了。想必这次会试的失败一定让曾国藩怅然若失，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他这时的心态已经很平和，自己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只要自己继续努力，就会金榜题名。曾国藩经过这两次考试，心理成熟了很多，也坦然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