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出生的传说到此为止，而事实证明，邪乎的出身不代表能坐享其成，不努力再邪乎也是白搭。曾国藩就是这样，对于出身他并不在乎，他更在乎自己的上进。曾家在当地还算是有了些影响的人家，曾祖父曾竟希对于家族的现状很不满意，吃饱喝足不是最终的目标，他更大的目标就是家里能出个当官的，出不了当官的至少也要出个秀才、举人什么的。这个愿望绝对不是好高骛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可能对现在的人没有很深的理解，但在当时，那真是一个切合实际的事情。没有当官或者秀才，这个家族再有钱也是下三流。有钱能使磨推鬼，却不能越过科举这道坎。本来曾竟希将这个希望放在儿子曾玉屏、孙子曾麟书身上，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他的希望还是空中楼阁。曾玉屏、曾麟书真的在读书方面没有天赋，考则败、败则考，考来考去还是没有得到半分功名。祖辈父辈没有完成的任务，只好结结实实地落在曾国藩的身上。少时的曾国藩并非神童，只能说是比普通孩子聪明一些。在曾国藩六岁的时候，祖父曾玉屏就为他专门请了“家教”教他读书识字。父亲曾麟书屡试不第，索性开了一家私塾，曾国藩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读“四书”、背“五经”。父亲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经常还在熟睡中就被叫起来背书，可见读书的辛苦。而曾国藩并没有因为近乎刻薄的要求，产生逆反心理，反而是越发用功。曾经有一个传说，说的就是曾国藩读书的事情。一次，曾家进了一个小偷，小偷躲在房梁上，想等着家人都睡着了，再下来偷东西。正好曾国藩有一篇文章怎么都背不下来，他就挑灯夜读，非要把文章背下来再睡觉。可他怎么背都背不下来，于是曾国藩也忘了睡觉，一口气背到了后半夜。这下可苦了在房梁上的小偷，他就和曾国藩这么耗着。最后，小偷实在是熬不下去了，跳下来把曾国藩背的文章给他背了一遍后，逃走了。连小偷听得都背过了，曾国藩还没背下来，这说明曾国藩的天资还不到神童的地步。不过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曾国藩的勤奋。勤能补拙，这样的精神注定能成大器。果然曾国藩的不懈努力终于为他带来了好成绩。道光六年（1826年）时年十六的曾国藩参加了长沙童子府试，他名列第七，这大大增加了他的信心。曾国藩更加发愤图强，力争走上科举这条路。期间他又拜访名师，以期取得更快地进步。他本字伯涵，为了让自己奋发向上，改为涤生，寓意重新开始崭新的生活。随着眼界的开阔，曾国藩的学业有了突飞猛进地提高。一个好消息传来，更激发了他参加科举的决心。父亲曾麟书在道光十二年考上了秀才，这是曾家几百年来第一次冒出了“知识分子”。在父亲的榜样作用下，第二年，也就是道光十三年，曾国藩参加了科考，成为了县学生员，这时的曾国藩二十三岁。比起父亲四十三岁才取得功名，曾国藩是幸运的，至少他比父亲少熬了这么多年。曾家的双喜临门，着实让全家欢欣鼓舞，也算是告慰了已经过世的曾祖父曾竟希。

但中了秀才才是漫漫科举路的第一步，后面还有很长的路等待着曾国藩。为了实现自己乃至全家族的愿望，曾国藩义无反顾地背上行囊，开始了新的路途，这次他去得地方就是世人景仰的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不单单是“重点高中”这样的概念，它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且是最出名的。在这里读书不但是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而且可以得到良好的学习环境。曾国藩也用自己的实力，表明自己配得起在这里读书。当时他在书院里可以算的上屈指可数的好学生，诗文俱佳，而且人品也得到了书院老师的赞赏。

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曾国藩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去往北京的道路。他以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的身份参加了礼部会试，北京我来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长途跋涉来到了大清的心脏——北京，他激动更多地是紧张，他知道这次考试对他意味着什么，他诚惶诚恐，等待着考试的到来。可能是命运女神要给曾国藩一个挫折吧，这次会试他的成绩不理想，没有考取进士。这让曾国藩感受到了科举并非想象的那样，毕竟这是“国家大考”，而且人才济济，能从众多能人中脱颖而出绝非易事。不过，恰好当年是皇太后六十大寿，按照惯例可以增加一次会试，这让曾国藩心灰意冷的心情又燃起了希望。多一次机会就多一次成功的可能，曾国藩没有气馁。为了来年的加考，他放弃了回湖南老家。湖南距离北京千里迢迢，与其在路途上浪费时间和金钱，还不如留在北京刻苦用功。他写信给自己的祖父、父亲，家里人对曾国藩的决定表示了支持，只要曾国藩有这份上进的心，做家长的还有什么好阻拦的呢？曾国藩为了减少日常开支，住进了京城的“长沙会馆”，这是接待长沙府应试举子而设置的，自然曾国藩这个湖南举子也得到了会馆的接纳。在北京期间，曾国藩更加投入到学习之中，他坚信自己能够成功。在苦读了一年后，道光十六年曾国藩又一次踏入了会试的考场。而命运又一次和他开了玩笑，曾国藩还是落榜了。想必这次会试的失败一定让曾国藩怅然若失，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他这时的心态已经很平和，自己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只要自己继续努力，就会金榜题名。曾国藩经过这两次考试，心理成熟了很多，也坦然了很多。

发榜后的几天，曾国藩收拾起行李，开始往湖南老家返程。这两年当“京漂”，身上的银两花的不少，这让曾国藩一路上捉襟见肘。幸好走到睢宁县时，他遇到了同乡易作梅。易作梅此时是该县的知县，他痛快地借给了曾国藩一百两纹银作为旅差之用，这一下子解决了曾国藩回家的困难。可是曾国藩走到了金陵时，在一家书肆他看到了一部精刻《二十三史》。曾国藩立马拔不动了腿，这部书对他来说是太吸引人了，他恨不得立即买下来。可他左思右想，下不了决心，毕竟这部书的价格太贵了，身上所有的银两加起来还不够。但曾国藩又对这部书爱不释手，他思来想去，最后将暂时不穿的衣服都当了，加上易作梅借他的一百两，终于还是买下了这部《二十三史》。一路上曾国藩省吃俭用，期盼着早点儿回到老家，而他又害怕回到老家，自己花这么多钱就买了部书，是不是会让长辈责骂呢？怀着这样忐忑的心情曾国藩回到了家里。父亲曾麟书的反应大大超出了曾国藩的想象。父亲知道曾国藩花光了所有的钱就是为了买书，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鼓励儿子，银子可以由家里偿还，只要曾国藩潜心研读这些书，这么多银子就没算白花。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大人物，与其父辈眼光长远、管教有方有很大的关系。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曾国藩在学习四书五经的同时，天天抱着那部《二十三史》读来读去，读史成为他学习中很重要的一项。而这部历史书，也扩宽了曾国藩的视野，让他从历史中得到了很多启发，为他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整整一年，曾国藩成了标准的“宅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就是读书、背书，经常半夜还挑灯夜读，这时的曾国藩再也不是那个懵懵懂懂的少年，而成为知识渊博的“知识青年”。

到了第三年，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又打起行囊再次叩响入仕之门。他又一次赶赴了北京这个曾经让他伤心的地方，但这次他更加成熟，更加信心满满。命运女神最终眷顾了这个勤奋努力的人，曾国藩如愿以偿，以进士第三十八名的成绩入围殿试。殿试可是最终大考，关系到曾国藩是否能一步登天。在做好充分准备后，四月，曾国藩参加了在正大光明殿举行的殿试。这次的结果有些不尽如人意，曾国藩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古代对殿试的排名有着明确的分类。一甲也就是成绩最优秀的，赐“进士及第”，只取三名，第一状元、第二榜眼、第三探花。而二甲数量就不一定了，但赐“进士出身”这点很关键，这就预示着可以当比较大的官。而三甲就只赐“同进士出身”，别看就多了一个“同”字，差距可大了，基本上相当于“参照本科学历”。而曾国藩在三甲还属于名次不靠前的，就此出身基本上就等于和“七品芝麻官”搭上了关系。所以曾国藩对于这个成绩实在是不满意，萌生了放弃朝考。朝考的就是进士们一起再参加一次考试，这考试不是关系身份的考试，而是一个选拨考试，为翰林院选拔优秀的庶吉士。在清朝进了翰林院，那就等于去了现在进中央党校深造，属于政治资本。从总督、巡抚，到大学士、尚书、侍郎，那些官位显赫的大官多数都是当过庶吉士。虽然庶吉士是个临时官差，但毕竟是“后备干部”，也能得到皇帝的接见，最差也能弄个中层干部当当，所以朝考对于进士们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曾国藩难道不知道吗？他很清楚，但他心中却没底。前面这么多优秀青年，自己属于下三甲，摆明了是凑人数的，考了又能怎样，天上还能真掉下来馅饼来？曾国藩不想再受到刺激，想放弃朝考。幸好同去应试的郭嵩焘等人多次规劝，曾国藩才放弃弃考的想法，参加了朝考。是金子总会闪光的，曾国藩参加朝考，没想到超水平发挥，竟然考取了一等第三名，这样他欣喜若狂，更让他兴奋的是，当考试成绩呈报到道光帝后，道光帝大笔挥把他从第三名提到第二名，并授翰林院庶吉士。人生真是太刺激了，从心灰意冷到狂喜不止，曾国藩的心情一定无法用语言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