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后话不说，继续讲天津教案。在公布处理意见后，洋人们又开始抗议了，他们给清政府发去联合照会，还是觉得处理的太轻。朝廷只好再次责令曾国藩加大处理力度。曾国藩既然已经当了“卖国贼”，那就只能一路走到黑。很快，第二批被处理的名单报了上去，正法5人，军徒25人。两次加起来共判死刑20人、充军流放25人。除了惩治人犯、惩罚官员外，还有两条，那就是赔款、道歉。当然杀了人、烧了屋，经济赔偿是应该的，赔偿费加抚恤金一共50万两，还派崇厚为专使向法国赔礼道歉。这就是曾国藩对整个天津教案的处理意见。而这个意见一出，全国哗然，曾国藩被推到了风头浪尖，对他的谩骂声此起彼伏，甚至有点儿唾沫星子淹死人的架势。京师的湖南同乡们把曾国藩作为湖南人的耻辱，将会馆中曾国藩的官爵匾额悉数砸坏，甚至将他的名籍取消，不承认他是湖南人。官员们也是群情激昂，特别是以醇贤亲王奕譞（光绪帝的父亲）为首的众大臣纷纷表示对曾国藩的不齿，这些人包括李鸿藻（注意，这人和李鸿章没关系，而且是一对死掐的冤家）、翁同龢（光绪帝的老师）等人。他们对曾国藩这种卖国的行径一直表示愤慨，而他们主张与洋人拼争到底，乃至血战不止。曾国藩确实倒霉，天津教案绝对是一个毁人的大坑，谁跳进去谁就惹一身脏。爱国是正确的，可爱国不是停留在口头上，难道曾国藩就想这样受洋人欺负，他一定不想，可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和洋人谈不好那就打仗，就大清剩下的那点儿家底儿，还不够塞牙缝的呢。说句不好听的话，奕譞等人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如果让他们和曾国藩换换，估计也很难拿出来一个万全之策。曾国藩背负着历史罪人的大山，离开了天津，天津这个地方对他来说真是一个不祥的地方，他一定不想再回到这个伤心的地方，而剩下的事情就扔给了李鸿章。

曾国藩离开了，李鸿章还在，后续的扫尾工作还需要他来完成。其实李鸿章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处理意见已经得到了双方的认可，他可以做的就是在细节上再讨价还价。李鸿章外交能力堪称大清末年最强的，无怪乎他执政后期外国人视他为“无冕之王”。 法国已经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处理教案事件也是能快则快，李鸿章抓住这个机会，通过他的斡旋下，俄国人松口了，只要求经济赔偿，却并不要求抵人命，这样，死刑犯的数量从20名减为16名，还是捡回了几条中国人的命。而在对犯人行刑的时候，李鸿章的“痞子工作法”得到了充分地施展。他偷偷派人将原来收监在牢的16个死刑犯弄了出来，顶替了被判死刑的人。这招儿可是够绝的，反正洋人也不知道是判得哪几个人死刑，只要是砍了头就交差。别看这些都是些“小动作”，可给李鸿章带来了不错的口碑。政治上耍点儿小聪明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要看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从天津教案这个事情上，李鸿章对使用政治小伎俩很是在行。首先，他在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并没有急于去往天津，就是知道自己如果去的太早，势必自己要接烂摊子，所以他就推给了曾国藩。曾国藩已经名声坏了，那没办法，只有他做出了结果，而自己只承担执行者的角色，会被骂的少些。其次，国人已经出离愤怒了，那来点儿能鼓舞人心的事情，比如说少杀了人，那就能得到国人的一致赞扬。不得不说，李鸿章的小算盘打的那叫一个精，只是苦了曾国藩。

第二节 曾国藩之死

总督很难当

曾国藩灰头土脸地从天津来到了北京，而这时候的曾国藩已经心身疲惫。虽然远离了天津教案，但刺马案还等着他，曾国藩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了迷茫，更揣摩不出慈禧太后对自己看法。特别是他请辞两江总督被否后，他更感到迷茫，于是他要见见这位掌握中国大权的女人。当他觐见慈禧后，两人的交谈还算愉快，总起来围绕天津教案、刺马案。而当年正好赶上他六十大寿，朝廷也很给他面子。赐他御书“勋高柱石”匾额，赏赐玉如意、蟒袍等物以示恩宠。而生日当天，还是有部分京官和湖南老乡在湖广会馆为他举办了盛大的生日party。这些都让曾国藩获得了暂时的放松，至少摆脱了天津教案的阴影。十月初一，同治帝宴请众大臣，曾国藩也在受邀之列。几天后慈禧太后又召见了曾国藩，交待了江南的应作之事。可以说在北京滞留的时间，算是曾国藩难得清闲的时候。但毕竟还要去两江。在京呆了二十天后，曾国藩终于起身去往江宁。

这时候的李鸿章正在干什么呢？他现在的身份是直隶总督，他还有了一个另外的身份——北洋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去法国赔礼道歉了，再加之三口通商大臣这个职位与直隶总督的很多权力相互重叠，索性朝廷就把三口通商大臣这个职位改成了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也顺其自然的兼任了这个职务。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倒也算是托了弟弟的福，接任了弟弟的湖广总督，而李鸿章的权臣之路才刚刚开始。天津教案总算是处理完了，可李鸿章并没有放松下来，既然干上了这么重要的职位，那可要好好表现一下自己的工作能力。吏制、水利、洋务、练兵等等样样看起来都不轻松，李鸿章深感责任之重大。而他也不忘向曾国藩写信诉说一下自己的苦闷。比如说他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上就写道：“每日见客似太烦劳，日久事熟当可从减。前请筱岚来助，因此间洋务幕吏无一解事者，函牍奏咨，必须亲制，殊为窘苦。”大体意思就是事情比较多，只好请人来帮忙，可见初当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还是有点儿应接不暇。可屋漏偏逢连夜雨，水患之灾在直隶境内弥漫，永定河决口了，李鸿章的首要任务成为了救灾。

因为在曾国藩当总督的时期，他就把治理永定河作为一项的大事来抓。在曾国藩上任的第一年，也就是同治七年（1868年）永定河就决堤，这样曾国藩忧心忡忡。于是他亲自勘察河道，获取了第一手的资料。在第二年他就上书指出永定河的问题主要是淤泥累计所致，提出分阶段对河道内的淤泥采取分时分段清理、增加引河的方案，他还向户部要求增拨治河的费用。朝廷对曾国藩的治河之策表示赞同，并拨款进行整治。曾国藩也亲力亲为，加大督促力度，杜绝偷工减料，确保工程质量。在他的努力下，很快永定河的初步治理工程完毕，他还亲自到工程现场进行验收。但好景不长，永定河再次决口，这让曾国藩猝不及防。幸好这次决口不是新修的工程，而是原来未整修的地方，受灾面积不大。最终在免去了几个官员后， 曾国藩自己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河务关系重大，所以曾国藩不能来得半点马虎，他继续对永定河进行治理。至同治八年（1869年）11月，整个永定河工程全部告竣，曾国藩依旧亲自到现场验收，并向朝廷上了一个《永定河北四下汛合龙全河通畅折》，这宣告曾国藩对永定河的治理告一段落。

虽然曾国藩对于治理永定河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但水患之灾只能是暂时性的得到了解决，李鸿章却偏偏赶上了永定河的再次肆虐。李鸿章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直言：“本年津河数郡水灾与嘉庆六年（已近七十年）相当。其时库帑充足，赈恤至百数十万，次年春夏尚有巨资接济，目今局面，断难援照。户部七月二十七日力陈匮乏宜求节省一折，不准各衙门率行奏拨巨款。”从上面的话可以看出来，这次洪灾可谓是几十年一遇，而赈灾的钱款很不到位，所以这让李鸿章犯了难。此时曾国藩的身体很不乐观，但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还是为李鸿章出谋划策，激励他想方设法解决当前的困难。李鸿章只好打起精神，东拼西凑了几十万两白银作为救灾之款，以解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