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实情真如曾国藩所奏呢？这一点儿我们只能相信官方的说法。但曾国藩恰恰遗漏了法国领事丰大业先开枪这个事实，如果没有他一意孤行的采取挑衅行为，天津教案可能也不会发生。曾国藩为什么没有将这个情节写上，我们不得而知，在当时的环境下，可能就是写上也无法改变事件的性质。

查明的案件情况，第四步就是抓人，抓“骚乱分子”，这个事情比较麻烦。事件没有前期预谋，属于民众自发而起的，没有明确的组织者，而且场面非常混乱，谁动的手谁打的人，都是一笔糊涂账。而这时，法国方面也跳出来摆明了自己的立场，一共提了四点要求：重修教堂、埋葬丰大业、查办地方官、惩罚凶手。表面上看来这四个条件提得还不算是过分，但其中最难办的就是后面两条。法国要求处理天津官员，不是什么引咎辞职或者关进大牢，而是要将天津府县的官员杀头抵命。这让曾国藩非常地难以接受，别说是他，就是北京也不同意这个要求。虽然说天津的官员有失职的地方，但毕竟这个事情与他们的处置关系不大，所以杀了他们显然是处理过重。而在这段时间里，曾国藩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行为。漫天遍地的指责确实让他冷静了许多、看清楚了很多。刚到天津他有点儿两眼一抹黑的感觉，工作思路基本按照崇厚的思路去走。可几步下来，曾国藩从国家功臣一下子变成了国家罪人，而这些步骤不全是曾国藩一人所为，但他是主事的头头，所以不管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还是个人意志的反应，曾国藩都要成为第一个被唾骂的人，崇厚反而能置身事外，这样的处境让曾国藩不得不考虑改变工作思路。对付洋人看来只是一味的顺从是不行的，别说洋人得寸进尺，就是达到他们满意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曾国藩逐渐改变了和洋人谈判的策略，硬软兼施，特别是在处理官员的问题上和洋人争锋相对。你不是说要杀吗？那就给个杀的理由。洋人说天津官员和百姓是一个鼻子孔出气，所以他们要为事件负责。曾国藩告诉他们官员们已经就地免职送去刑部治罪了，而杀人偿命是应该的，可官员们没有动手杀洋人，甚至差点儿自己被洋人杀了，这笔账怎么算？这下洋人没话说了。是啊，官员们没有参与，罪不至死啊，洋人也明白这点儿，但他们却不承认，非咬着要杀了这些官员，于是曾国藩和洋人的谈判不欢而散。

法国公使罗淑亚一看曾国藩的态度很强硬，只好寻求上层施压。他立即向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去最后通牒，如果不讲天津官员砍头示众，那就撤回使馆和侨民，剩下的交给法国的海军司令处理。这摆明了又拿出武力威胁这招儿，不杀就开打。曾国藩知道法国人不会善罢甘休，立即向北京写了详细的报告，重点上报了自己对天津官员的态度，杀是不能杀，免职属于正常的处罚。北京也很反感法国这种不依不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嚣张，不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按说事情要这样发展下去，可能还真会发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可就在这时候，法国后院起火了，法国和普鲁士打起来了，老牌势力和新兴势力之间一次激烈的碰撞。但战争的发展向着不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法国的主要精力放在国内，这个远在东方的外交事件显然变得微不足道，而曾国藩还不知道。法国人又回到了谈判桌边，接着谈吧，开战这个筹码已经失去了，那就不能这么牛气哄哄了。最后，法国人还是服软了，不杀不杀吧，那总要有个交代吧。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遣戌黑龙江，也就是被流放到恶劣之地服役。清政府并没有听从曾国藩的建议，而是选择了一个比较重的刑罚，可能是为了平息法国人的怨气吧。曾国藩却对这个处理感到了失望，本来治罪这几个官员他就心有不安，又处以这么重的刑罚，这让曾国藩更加觉得亏欠了他们。曾国藩筹措了两万两白银用作给几个人赎刑的费用，这样他才稍微心安了一些。从这里看出来，曾国藩的内心是多么的矛盾，怎么做能让事件妥善处理真是个费脑子的事情。

官员的脑袋保住了，但事情还没完呢，洋人还在那里等着呢。官员不杀也就罢了，总要杀几个凶手吧。曾国藩清楚不拿出几个人头让洋人看看，这事准没完。而清政府也在催促曾国藩尽快抓获嫌犯以消除与洋人的紧张关系，于是曾国藩开始在天津城里抓人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抓人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不抓也不行，抓多了也不行，应该说参与这次事件的老百姓数量少则百人，多则数千人，都抓了显然是不可能。曾国藩想了个办法，那就先抓些挡挡。衙门里捕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抓了十一个人。可区区十来个人怎能让洋人满意，别说洋人，连皇帝都不满意。在官员的处置上，洋人让步了，但对肇事者的处置可不能再让洋人下不来台。再说抓的都是百姓，多抓点儿，甚至多杀点儿，对于朝廷来说真是无足轻重，多点儿反而更好交代。这就是当时统治者的想法，草民还不如草，杀了没人同情。就这样，北京指示这样的数量不够，应加大抓捕的力度。曾国藩处于两难的境地，抓还是不抓不是问题，抓多少才是问题。别看曾国藩有“曾剃头”的恶名，那是对付农民起义，而面对无辜的民众，他下不了狠手。事已至此，曾国藩只有痛下狠手，继续抓。在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透露抓了大约八十多人，而其中认罪可杀的不过七八人，而其他的都没有证据证明有罪，不好处理。可见当时曾国藩心情是多么的复杂，他明知道抓了一些无辜的人，但自己又要违心地处理他们。

到了当年的中秋节前，曾国藩终于向北京汇报了对于人犯的处理结果:“应正法七八人，应治罪二十余人。”但汇报上去了，北京还是觉得处理得太轻，主要是杀的人还少，很难让洋人满意，责令曾国藩“赶紧勒限严拿”。曾国藩感到实在不能增加数量，他左右为难，只好采取拖延的方法，找理由把时间拖后。从发案到现在已经过了三个月，曾国藩迟迟没有新动作。

不干那就换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