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原委
先说中朝关系。中朝关系不但源远流长，而且比较特殊。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从明朝开始，中朝两国开始结成宗藩关系。
中国是藩主国，又叫宗主国，朝鲜是藩属国，又叫藩邦。朝鲜国王即位时，需要接受清政府的册封，定期向中国朝贡，清政府则有义务在非常时期，派出军队帮助朝鲜政府维护统治稳定，抵御外来侵略。
这种关系的江湖味很重，中国好比大哥，朝鲜好比小弟，小弟认你做大哥，定期前来拜拜码头，大哥就得保护好小弟，小弟有了麻烦，大哥就得出面摆平，很有点看场子的味道。
大家千万别误解，这种大哥不是黑帮老大强迫人家做小弟，按照交保护费的那种，这种关系都是你情我愿。大哥呢，要的是威风和优越感，确保地盘周边不闹事；小弟呢，要的是平安，有什么麻烦不用自己担心，大家会帮着出头。小弟会定期拿个红包前来孝敬大哥，大哥也会打赏，打赏的钱比孝敬红包还要多得多，你拿点土特产来，然后大包小包提回去，大哥得了面子，小弟得了实惠。
大哥的威望决是与实力成正比的，还与小弟的数量成正比，实力越强，就越能镇得住场子，前来归附的小弟就越多。相反，如果大哥实力不济，也就保护不了小弟，小弟们有的就会自立门户，有的就会换一个大哥。
明朝国力强盛，尤其是是明初文治武功远播四方，文化制度先进，水陆两军都很生猛，于是很多小弟望风来朝，南方的逻些、越南等国都被纳入明朝的势力范围，马六甲等一边东亚南国家也因为郑和下西洋定期来朝。朝鲜也是在这个时候被纳入宗藩体制的。
大清帝国取代大明王朝，这种宗藩关系也大多被继承和移交下来，在诸多的藩属国中，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最大的，要数朝鲜。
这一切都与日本有关。接下来说说中朝关系。
从日本盯上朝鲜的那一天起，这块土地就不再太平。由于朝鲜地处日本进军大臣的桥头堡，所以一直是日本觊崳的肥肉，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率兵入侵朝鲜，占领平壤和汉城，并准备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1592年大明王朝援朝抗日，中朝联军于1598年击败丰臣秀吉，丰臣秀吉恼愤交加，不久就一命归西。
明治政府重新确实入侵东亚大陆的国策后，朝鲜又成了日本垂涎算计的对象。可是日本仍有它的照顾，在吞并朝鲜的道路上，还有一个迈不过去的难关。
如果日本要对朝鲜下手，朝鲜肯定会向中国求援，中国从宗藩关系和国防安全出发，自然会派兵抗日援朝，就像当年击败丰臣秀吉一样。这就好比你想霸占邻居家的房产，可是另一个邻居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且这个邻居偏偏还很强大。
这是日本的顾虑所在，要想吞并朝鲜，首先要解决好中日关系。这就好比要搞定小弟，先得摆平大哥才行。
为了这个目标，日本奋斗了二十四年。从1870年起，为了控制和吞并朝鲜，日本开始屡屡纠缠大清帝国。
在甲午战争开打之前，日本没有占到便宜，始终处于下风，究其原因，除了日本此时实力不济之外，也与李鸿章的强硬分不开。
拜教科书之类的宣传所赐，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李鸿章一直是一副软弱的形象，大家觉得他只会在外国人面前点头哈腰，在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画押。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如果把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与日本交涉的过程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你会发现李鸿章李中堂大人，其实曾经很剽悍。
四中堂曾经剽悍
李鸿章第一次与日本人打交道，是在1870年。
这年9月，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来到天津，先后与成林和李鸿章见面会谈。柳原前光不去北京而到天津，是按惯例办事。前面说过，总理衙门名义上管外交，但并不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长江以北的外交事务，都是三口通商大臣成林打理。
李鸿章还时候还没有兼任三口通商大臣，也就是后来的北洋大臣。柳原前光拜访他，一是冲着直隶总督的身份，毕竟天津是他的地盘，见见东道是应该的；二是因为李鸿章与洋人打过不少交道，名气在外。
柳原前光的选择是对的，如果没有去拜访了李鸿章，他这次也就白来了。中日两国虽然一衣带水，关系源远流长，但在当时并无交往。他这次来，是要求与大清帝国建立外交关系。
总理衙门和成林都没有这个打鼾，在他们看来，这个弱小落后的邻居、曾经的藩属国，没有资格与大清帝国、天朝上国平起平坐，与这样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太丢脸了。更让他们恼火的是，柳原前光竟然自不量力，不但要求与中国平起平坐，而且还要求开口通商，这不是把自己当成英国和法国么？
不过总理衙门最后还是表了态，同意日本明年再派人前来洽谈建交之事。总理衙门态度的转变，是受了李鸿章的影响。
在李鸿章写给总理衙门那封信中，有两点理由打动了他们。
第一条，日本对中国暂时没有威胁。他指出，日本不但弱小，没有威胁中国的实力，而且也没有侵略中国的野心，与日本建交无妨。他的证据是西方列强入侵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过来趁火打劫。
第二条，联合日本共同对抗西方列强。他说，日本离中国近，离西方远，如果拒绝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日本可能会投入西方列强的怀抱，与其如此还不如拉拢过来共同对付西方列强的入侵，好歹都是亚洲国家，也算是难兄难弟。退一步讲，与日本搞好关系，至少可以减少一个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