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失策

长崎血案的处理结果，看起来好像是中国赢了。

经过了解，李鸿章发现日本人一开始就很没有诚意。他们虽然野蛮，可是并不糊涂，他们在拿北洋水兵大开杀戒的同时，还北洋舰队停泊的港口附近埋下了伏兵，做好了继续防止北洋水兵自当自卫的准备。

北洋水兵褪去炮衣的时候，长崎居民开始聚集到熊本要塞，请求驻军司令出兵相助。长崎知县没有答案这个要求，表示愿望按李鸿章的意思走谈判解决这个路。

既然双方都无意在战场上较出高下，剩下的办法只有坐到桌上谈判，和平解决长崎事件，经过谈判，经过艰苦的拉锯，这桩本来非常容易处理的案子才有了结果，双方达成解决方案如下：中国赔偿日本15500元（日元），日本赔偿中国55200元，中国首次出现赔款顺差，日本比中国多支付赔款39700元。

从鸦片战争起，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下两位数，赔的银子不下一千万两，不赔款就谢天谢地了，清政府要想从列强那里拿到赔款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白日做梦。长崎血案是清政府唯一一次从别人那么拿到赔款的破天荒纪录。看起来好像是清政府取得了第一次伟大的胜利。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只要把赔款的细则列出来，你就会发现其实钱赔得越多，就越失败，越窝囊。判决结果有两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定性，双方达成的共识是长崎冲突的原因是语言不通，彼此误会。

第二部分是定量，确定赔偿金额，按照双方议定的赔偿规则。中日双方分别给对方的死伤者支付抚恤金。死亡的军官和警官的抚恤金额为每人6000元，水兵和丨警丨察每人4500元；因伤死亡的，每人2500元，负责抢救的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本支付。中国看起来是赢家，其实在两个部分里，都是彻底的输家。

第一步输得的确很不应该，李鸿章应该负有相当的责任。这种定性其实是和稀泥，没有是非，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息事宁人、宽大为怀的优良传统。这个定性，其实只适用于8月13日的民事纠纷，并不适用于8月15日日本有预谋的围攻杀戮，清政府在这里没有坚持原则性的定性，无异于鼓励蛮横而嚣张的日本侵华情结。

第二步其实输得更惨。日本支付中国怃恤金和医药费越多，说明北洋官兵死伤越多，而且还是死于“语言不通”和“误会”，作为一个军人，这种死轻于鸿毛，毫无价值，尤其是死于这种不明不白而且是因中国水兵而起的打架斗殴，而且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

尤其要强调的是，这些被无故打死打残的官兵，都是清政府十几年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才，培养一名这样的军人，所花的代价和成本，尤其是他们对于海军的意义，绝对不是几千块钱所补偿的，日本方面死的是丨警丨察和平民，其价值怎么能够与经过系统学习和训练的官兵相比！

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被誉为“中国近代三个半外交家”之的李鸿章李中堂李大人，怎么会如此失策，下出一着这样的外交臭棋来呢？

这次派遣北洋舰队到日本长崎访问，对外公开的理由是对舰船进行大修保养，但是背后却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只有李鸿章知道，这是他的一步棋。

对于日本尤其是日本海军，李鸿章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警惕，正因为如此他才想方设法，不惜用尽各种心机和手段，不惜违心地推荐蚊子船浪费银子，不惜千方百计巴结醇亲王，终于把铁甲舰买到中国，使北洋舰队的实力首次超过日本海军，但是他并不想用铁甲舰去打击日本，他只想让日本人明白，不要再打朝鲜和中国的主意，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定让日本人见识一下北洋舰队的实力，尤其是定远和镇远的实力。于是有了长崎访问。

这次非正式访问的目的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字：战略威慑。

所谓威慑，就是把对方吓住，瓦解对方的意志，消灭对方的邪念，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可惜的是他孙子兵法看多了，成了一个照搬教条的书呆子，孙子兵法虽然没有错，但能不能发挥作用也得看对象。

对于一个突然或者偶尔心起歹念试图进入邻居家抢劫的人来说，威慑可能会让他放弃这种邪恶的念头，可是对于一个已经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没有条件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创造条件犯罪的人来说，这种威慑只可能让他加快犯罪前的准备工作，并因为不能马上实施犯罪表现出极度的郁闷和烦燥情绪，长崎事件就是这种情绪的失控与发泄。

李鸿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也就不可能在长崎事件处理中，以强硬的态度给予日本以应有的惩罚，所以也就起不到真正震慑敌人的作用，反而将息事宁人的态度暴露无遗。

他的糊涂让日本多掏了几个安葬费和医药费之外，并没有从思想上对长崎事件进行彻底清算，更没有意识到这种意识背后隐藏的巨大危险，这种危险就是长期在日本土壤中生根发芽的侵略中国论，现在已经接近开花结果，到那时，已经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将它扼杀在摇篮中。

“姑息养奸，遗害无穷”这句话，放在这里最合适。

长崎事件处理成这个窝囊相，等于是鼓励日本人继续往前走，正是从那时起，日本人开始国民总动员，不顾一切地追赶北洋舰队，与此同时，“一定要打败定远”成为日本海军的口头禅。更为恐怖的是，在日本小学生中也开始流行一种自创的游戏，他们分为两队，一队扮演日本舰队，一队扮演中国舰队，游戏的内容就是捕捉中国的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

弗洛伊德经过研究发现，儿童时代带给人的记忆足以深刻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我们已经不知道这个游戏的发明者是谁，但是可以肯定的，这个游戏一定伴随着很多青少年的成长，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将会以此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长崎事件的处理都是失策的，也是失败的，于情于理，或者拼实力，都不应该是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很窝囊，也很没有面子。尽管清政府自己不这么认为。

可偏偏就是这个结果，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外，大家一定与我一样，都想弄清背后真正的缘由。

按照李鸿章的性格，本来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放过日本人。由于长期以来受多方误导，人们对他的印象就是懦弱，缺乏阳光和剽悍气质。其实在签订《马关条约》之前，李鸿章对待日本人一直是比较强硬的，属于货真价实的鹰派，真正的软弱的鸽派另有其人。这种强硬来自于他对北洋舰队的自信。

该打的时候不打，是要付出代价的。十年后，当北洋舰队被日本彻底击跨，他想硬却再也硬不起来了。从那时候起，在日本人面前，李鸿章就再没有硬过。九年后在马关被日本人打了一次黑枪那次是唯一的例外。

如果对大清帝国的外交史，尤其是中日交往史做一个简单的了解，你就会发现，除了李鸿章想不战而息人之兵这个想法外，导致长崎事件处理失策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同样的悲剧总在反复上演，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摔倒的大清帝国，每一次都表现得无比勇敢，没有哭，揉一揉，然后再次毅然摔倒在同一个地方。

如同北洋舰队为什么会败给联合舰队一样，这个原因他同样不能说出来，只能深埋在心中独自忍受世人的误解和唾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