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世杰是无为人，与俞通海一样出自巢湖水师。当年巢湖水师欲归附朱元璋时，桑世杰冒着得罪人的危险，出面揭发了同僚赵普胜心存异志的事实，迫使赵普胜不得不离队当了逃兵，因而成功地消除了内部的隐患。

桑世杰跟从朱元璋南渡长江，率领所部的水师多次击败元军，被授予秦淮翼元帅、判行枢密院事等职。他参与作战过的地方有镇江、金坛、丹阳、宁国，水阳，常州、江阴、宜兴。后来在攻打张士诚所部的石牌时，力战而死。石牌作为一个战略据点，落入朱元璋的掌控之中便断绝了张士诚窥探长江之路，对稳定长江下游的防线有莫大的帮助。后来，朝廷念桑世杰生前之功，赠其为安远大将军、轻车都尉、永义侯，陪祭太庙。

刘伯温、郭英是最后两位入祀太庙的人，他们入祀的时间比别人晚了百多年。

有关刘伯温的事迹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位儒生出身的官员精通天文、谶纬之术，在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以谋士的身份出过不少好主意，其后被封为诚意伯。

不管刘伯温的占卜之术水平如何，也不管他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那样高明，反正他已经被朱元璋用“神机妙算”、“预知天命”、“能使三军避凶趋吉”等一系列的词语定性为擅长术数的大师。

朱元璋需要刘伯温这样的人做吹鼓手，以烘托自己。

不过，朱元璋竟然也有看不起刘伯温的时候，原因是儒士出身的刘伯温曾经通过科举考试而做过元朝的官、成为元朝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后来却公然违反儒家的纲常伦理而背叛了元朝，成为“不忠”的人。这种背叛的性质和那些因拉夫而被迫入伍，最后不得不当逃兵的元朝普通士卒显然不一样。

尽管刘伯温叛元的行为曾经被很多人视为是弃暗投明，但是到了明朝建国之后，朝野上下大力提倡忠贞气节之时，背负“不忠”的名声无疑会成为一个读书人身上抹不去的污点。

朱元璋灭掉元朝后，对“夷夏之辩”的兴趣减低了，相反却对儒家的君臣大义更加重视，他越来越不想掩饰自己对“不忠者”的厌恶之情。《明太祖实录》记载的一件事最能说明这一点，那是在新王朝成立的第三年，当元顺帝死亡的消息传到南京，朱元璋立即让礼部贴出一张奇怪的榜文，公开宣布：“从现在起，凡是有北方战场的捷报传来，那些曾经在元朝做过官的人，都不许称贺。”刘伯温不是唯一的叛元者，但却是在明朝中任职最高的叛元者，自然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他在同年突然被朝廷免去御史中丞之职而隐归故里，可能与此有联系。

那时，谁也没想到晚景落魄的刘伯温会在死去百余年后入祀太庙。

刘伯温能够入祀太庙与姚广孝被黜退有关。姚广孝是扶持朱元璋的儿子朱棣登基有功而入祀太庙的，也是太庙中唯一的文臣，但这位文臣的代表却在明代中期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清除出了太庙（详情后述），剩下的位置由谁来填补就成了众人关心的话题。

明代中期的政治环境与明初独尊武臣不同，由于朝廷长期奉行“重文抑武”的政策，文官集团的地位早已超越武臣之上。文官们当然不会容忍他们在太庙中仅有的位置化为乌有，因而尽快再补选一个文官代表入去就成了当务之急。

如果按照文臣的排名，在明初的开国文臣中，刘伯温的地位只能排在李善长、汪广洋等人的后面。但是朱元璋称帝之后变得多疑猜忌，而李善长、汪广洋等人亦因先后触犯法律而被杀，其功绩也逐渐被时间埋伏。刘伯温作为硕果仅存者总算幸运地保存了晚节，到了明代中期反而成为开国文臣的最佳代表，他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在众口相传的过程中被吹捧得越来越离谱，成为了“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军师，而他曾经叛元的“不忠”行为则被刻意漠视了。

1531年，也是姚广孝被扫地出门的第二年，朝中的文臣向明世宗提议由刘伯温补入太庙，理由是刘伯温辅助朱元璋开国，运筹帷幄而功照千秋。明世宗在举朝“翕然顺从”的情况下予以批准。

就这样，众望所归的刘伯温得以挤身于太庙，在陪祭的开国功臣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相比之下，作为武官的郭英，入祀太庙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