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官方是以本朝的功臣作为祭祀对象的，例如朱元璋在即位之初便在南京的鸡笼山建筑“功臣庙”以表彰统一战争中有功的将士。庙中群贤毕集，济济一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专门设立的二十一名高级将领的牌位，即是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胡大海、赵德胜、华高、俞通海、吴良、曹良臣、吴复、孙兴祖、冯国用、耿再成、丁德兴、张德胜、吴桢、康茂才、茅成。当时入祀“功臣庙”的这些将领，有的已死去，有的还活在世上，朝廷规定“死者朔像，生者虚其位”，总之，死去的是神，而未死的也被当作未来的神来供奉。
此外，地方政府建立神祠祭祀有功德于民的忠臣烈士。
当然，国家的公祭比地方公祭重要。而在全国各地的庙宇神祠中，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是“太庙”。太庙是中国皇帝供奉祖先的家庙，在家国不分的中国古代，做臣子的死后能够入祀太庙，与先帝一起享受国家的公祭，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死后能够入祀太庙陪伴着先帝的臣子，生前肯定是以仁义闻名于世，并具有忠孝等优良品质。
如果把皇帝比喻为北极星，那么忠臣就是以围绕北极星而旋转的璀璨群星，正所谓君臣相会，垂范千古。作为明君，他身边辅弼的必须大臣之中的典范人物。因此，不是所有在战争中立下殊勋的臣子都能在死后入祀太庙，比如开国文臣刘伯温就是因为叛元归明而负有不忠的污名，在死后的百多年里一直难以入祀太庙。
另外，在开国战争中做出过贡献的铁冠子等奇人异士也注定与太庙无缘。因为太庙完全按照儒教的祭礼行事，并自始至终排斥佛、道等异教的方外人士——不管这些人有多大的本领、立过多大的功劳。
虽然历代入祀太庙的名臣并不总是与战争有关，但明朝是例外，能够入祀太庙的全部是在战争中成名的，而且主要以武将为主。
对于明朝开国武将而言，有资格入祀功臣庙并不代表有资格入祀太庙。例如华高、吴良、曹良臣、吴复、孙兴祖、冯国用、丁德兴、吴桢、康茂才、茅成等十个入祀功臣庙的人就不能入祀太庙。经过反复筛选，能够入祀太庙的最初只有十二人，分别是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宁河王邓愈、东瓯王汤和、黔宁王沐英、虢国公俞通海、蔡国公张德胜、越国公胡大海、梁国公赵德胜、泗国公耿再成、永义侯桑世杰，这些人是将军中的将军，元帅中的元帅。一直到百多年后的明代中期，嘉靖帝在位时，才补入威襄公郭英与诚意伯刘基（刘伯温）。因此，能够入祀太庙的开国功臣便达到了十四位。这十四人在太庙里面好像众星拱月般守护着先帝朱元璋，是当之无愧的神坛卫士。
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在位时， 又补充了靖难（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在内战中夺取帝位，史称靖难之役）有功的四位功臣入祀太庙，他们分别河间王张玉、东平王朱能、宁国公王真、荣国公姚广孝。
明朝从开国到灭亡，历朝的文武大臣过千上万，但曾经入祀过太庙的文武功臣，不过十八人而已，可谓凤毛麟角。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十八人当中，除了刘伯温与姚广孝是文臣，其他的全部是开国或靖难的武将（而刘伯温与姚广孝能够入选，也与他俩凭自身的文化知识在战争中扮演过军师的角色有关）。这些雄赳赳的武夫们的牌位摆在太庙里面守护着先帝，与先帝一起被朝廷塑造为神，因而也成了军队的战神。他们从来不是韩林儿、朱元璋那样的宗教式的精神领袖，也不是刘伯温那样精通天文地理、奇门占卜的术士。他们能够鹤立鸡群，干出一些超凡入圣的事迹，主要靠的是天赋异质的武勇。
特定的时代总是塑造出特定的英雄人物。朱元璋早在与陈友谅、张士诚等人在江南争霸时便狠抓军队建设，注意挖掘与培养军中的将领。1360年的春节，他亲笔在应天的府邸之前写下一副春联：“六龙时遇千官觐，五虎功成上将封”，借以表达对麾下将领所寄予的厚望。“五虎功成上将封”之中“五虎将”的说法最早源自《三国演义》，分别是指跟随刘备打天下的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五员猛将。这些人都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有的人能够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后来五虎将就家传户晓成了古代勇将的代表，也是章回小说或戏曲中那些最得力的将领团体的称谓。各类古书常用“豹眼、猿臂、虎背、熊腰”之类骇人的词来形容这些武将们威武的相貌、高大魁梧的体格与天生的神力。不过，“五虎将”的名额仅有五人，这对于人才济济的明军来说太少了。后来协助朱元璋成功建立明朝，并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立下不朽功勋的武将已经不止五个，在普通人的眼中，他们就像古代的名将一样，拥有飞禽走兽一般的超人能力。在帝王的眼中，他们是智勇兼备的股肱之臣。他们赤胆忠心、鞠躬尽瘁，手中的令旗所至，号令千军万马，莫敢不从，弹指之间，不知有多少敌人的头颅落地。这些攀登上军事生涯的辉煌巅峰的人，要活就活得风风光光，要死就死得轰轰烈烈，而且死后受到官方的肯定，享受国家公祭的待遇。他们自始至终保持着高大的形象，成为军人的榜样，最后终于留名青史，流传千秋万代。
可以认为， 他们从人到神的过程，是反映元末明初存亡兴废的历史的一面镜子。下面首先介绍开国十四功臣。
徐达被明太祖朱元璋高调誉为“开国功臣第一”，这个赞誉是实至名归的吗？
有心人如果翻一下史册，就会发现徐达于1332年出生于濠州钟离太平乡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里，与朱元璋是同乡。那么朱元璋将自己的老乡捧得如此之高，会不会有徇私情的嫌疑？
正确的答案，只能在历史的回顾中找到。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成语的意思又可以改用通俗的大白话说成：要想了解一个人的为人，看看他身边的朋友。朱元璋自幼胸怀大志，徐达也一样，不过这两个童年的玩伴都是放牛娃出身，在社会的最低层打滚。徐达的家境似乎比朱元璋稍好一点，所以能够安然度过在大饥荒的岁月，不像朱元璋那样连遭丧亲之痛，被迫出家做个流离浪荡的僧人，但这样也致使他不象朱元璋有那么丰富的人生阅历。
徐达长大后生得仪表堂堂，他身长高颧，性格刚强坚毅，正是在社会上大显身手，干一番事业的时候。 无奈元朝末年，政治比锅底还要黑，一个乡下的农夫要想出人头地要比登天还难。徐达耳闻目睹之间，处处尽是人间不平之事，遂饱受刺激，立志济助世人，但可惜势单力孤，只能暂且等待时机。不久，机会终于来临了，白莲教发起了大规模的起义，出家为僧的朱元璋还俗后参加了起义军，并于1353年春季返回家乡招兵，徐达毫不犹豫地仗剑从军，从此两位知心好友一起在外同甘苦，共患难。
徐达在军中没有丢朱元璋的脸，他智勇双全，协助朱元璋收编零碎的地方武装，以壮大势力，并在攻打滁州与和州的战事中有较好的表现，因而迅速升为镇抚之职，位置居于诸多宿将之上，成为朱元璋最得力的助手。
当时朱元璋的志向与理想远在红巾军诸位首领之上，举手投足之间已经露出王者的风范。徐达在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中进一步加深了对朱元璋的了解，因而不敢再像昔日那样视朱元璋为平等的伙伴，而是甘心居于朱元璋之下，听从号令，莫敢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