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拨是从京城赶来迎接花石纲的“钦差六黄太尉”。两司八府官员共出资一百零六两，委托工部黄主事来找西门庆准备接待。虽然此时正是李瓶儿的丧期，但宋巡按亲自登门说情，西门庆实在推脱不过。在给李瓶儿三七念经后，卷棚也不需要收，白布换彩布，便可迎接钦差到来。
押送花石纲的官员，“皆戎服甲胄，各领所部人马，围随，仪杖摆数里之远”，足见阵势之大，前来迎接的省、府、县三级官员更是黑压压一片，比平时召集开会到得还要齐。对于地方官员而言，迎接京官是件求之不得的美差，虽然要自掏腰包，但正如众官员所说：“钦差若来，凡一应衹迎、廪饩、公宴、器用、人夫，无不出于州县，州县必取之于民。”让官员们兴致倍增的，是可以借此笼络，以求升迁，因此这两司八府的官员特意委托西门庆，“于上司处美言提拔，足见厚爱”。当然，并不是所有参与接待的人都有机会，这得看各自的背景，还有运气。
对于西门庆而言，这也是扩大自己影响力的绝佳机会。应伯爵感叹说：“哥就陪了几两银子，咱山东一省也响出名去了。”有了这样的影响力，西门庆不仅官运亨通，而且在生意场上也有了政治上的坚强后盾。
第二拨是受宋御史、安郎中之托，出资十二两，宴请新任太常卿侯石泉。在迎接六黄太尉时，为首的便是时任山东巡抚都御史的侯濛，因此他认识西门庆。既然大家都是熟人，因此宴请侯石泉写得也很简单，无非是喝酒、听戏，然后拍屁股走人。值得注意的是，提前赶到西门府做迎接准备的宋御史与西门庆有一次非正式的重要会谈。
官场有一个普遍规律：决策的事项越重大，参加的人越少，讨论的方式也越随意。作为山东巡按御史，宋乔年负责当地民情和官员政绩的考察，此时任期届满，即将回京复命。或许是平日里只顾着捞钱，对民情的考察不够充分，难以向朝廷交差，宋御史特意问及“地方民情风俗”。但是，宋乔年明显选错了调查对象，要说捞钱，西门庆比他更热衷；要说体察民情，西门庆则比他更无知。因此，面对宋御史的查访，西门庆的反应是“大略可否而答之”，也就是糊里糊涂敷衍了事，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
相反，当宋御史询问起各路官员的表现时，西门庆显得极为内行，称赞东平知府胡师文“民望素著”、清河知县李达天“吏事克勤”，济州兵马都监荆忠“才勇兼备”，并顺势将吴大舅抬举一番，目的是让宋御史在奏本上多多美言，提拔诸人，宋乔年也乐得做这样的顺水人情。仅仅通过如此简单、随意的对话，清河一带文武重要官员的升迁也就一锤定音。
最后一拨是参议汪伯彦、兵备副使雷启元、工部郎中安忱宴请新升大理寺正的杭州知府赵霆，出资只有区区三两。或许是出的钱太少，雷启元还特意提及当初受西门庆辗转之托，了结孙文相的事，算得上是用西门庆欠下的人情抵上一点分资。斤斤计较、笔笔算清，商业化的官场人情和嘴脸，莫不如此。
借着西门庆的地皮，各路官员相互交结，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在这个小小的清河县西门府，仿佛就是整个大宋官场的缩影。党争、派系斗争，仿佛就是桎梏着官场中人的锁枷。除了挖空心思地巴结朝廷重臣以外，地方官员的相互串连、勾结，是确保各自无虞的重要手段，西门庆深谙此律。因此，每次宴请官员，虽然自己都会多少赔上一笔，但他依旧乐此不疲。
北宋末年，蔡京一党长期把持朝政、祸国殃民。当此金兵犯边、民不聊生的内忧外患之时，无能的宋徽宗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将蔡京等人当作替罪羊，以谢国人。
早已命丧黄泉的西门庆不会想到，权倾朝野的蔡京一党会遭到彻底的清算。从第九十八回韩道国的口中我们知道，一个小小的太学国子生陈东，成了压倒奸党这个巨大毒瘤的最后一根稻草。蔡京、童贯、李邦彦、朱勔、高俅等人被革职，“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蔡攸处斩，“家产抄没入官”。
但是，毒瘤的切除并没有挽救北宋的垂死命运，这个已经让毒瘤侵入膏肓的腐朽王朝，并不会因毒瘤的清除而枯木逢春。后来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徽、钦二宗成了金国的俘虏，高宗建立的南宋偏安一隅、苟延残喘，上演了一出“商女不知亡国恨”、“直把杭州当汴州”的闹剧，最终在蒙古铁蹄下家国尽失、灰飞烟灭。
实际上，北宋的悲剧也正是明朝腐朽至极的写照。在第九十八回，韩道国描述蔡京父子倒台时，张竹坡评论说：“总结众人，又暗合东楼父子，则此书当成于严氏败事之后。”张竹坡所说的“东楼父子”，也就是明朝的大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与奸臣蔡京的倒台相同，严氏的破产同样没有挽回明朝垂死的命运。一个从头到脚彻底腐烂的封建王朝，最终在农民揭竿而起、满清铁骑纵横的综合作用下土崩瓦解。
商场篇
一、愉悦人生
在《水浒传》里，西门庆被定义为“破落户财主”，这个被李卓吾认为“合并得妙”的称呼，恰恰能够满足其配角的定位。但在《金瓶梅》里，西门庆俨然成了主角，他的角色定义必然更加丰满。我们先来看看《金瓶梅》第一回对“男一号”的人物介绍：
“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中，有一个风流子弟，生得状貌魁梧，性情潇洒，饶有几贯家资，年纪二十六七。这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他父亲西门达，原走川广贩药材，就在这清河县前开着一个大大的生药铺。现住着门面五间到底七进的房子。家中呼奴使婢，骡马成群，虽算不得十分富贵，却也是清河县中一个殷实的人家。只为这西门达员外夫妇去世的早，单生这个儿子却又百般爱惜，听其所为，所以这人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一自父母亡后，专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风，学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结识的朋友，也都是些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
从这一大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给西门庆的身份下两个结论。
第一，西门庆的爹是不折不扣的商人，并在清河县里作得风生水起，“家中呼奴使婢，骡马成群”，算得上是清河县生药市场的“龙头老大”。西门庆本人“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堪称“风流子弟”，与一群不三不四的“帮闲抹嘴”打得火热。如此看来，西门庆具备了“商二代”的典型特征。
第二，西门庆是独生子，从小受到父母“百般爱惜”。父母的溺爱、放纵造就了西门庆不学无术的性格，特别是父母亡故后，更是无人管束，胡作非为。因此，西门庆又是“独生子女综合征”的极端表现。
看来，西门庆败家破业，像绸缎铺应员外的二儿子应伯爵那样，沦落为真正的“破落户”，那是迟早的事。但是，实际情况却与我们的推断大相径庭，西门庆不仅没有将父母积攒的财富挥霍一空，而是在短短的五六年里，家资急剧膨胀，从清河县“算不得十分富贵”、“殷实的人家”，发展到了名贯东京的山东巨富。西门庆仿佛是一个非典型的“商二代”，他到底靠什么得以发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