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接到文书的东平府尹陈文昭，对武松展开例行审讯，得知了武松行凶的案中案。随即，一心要查个水落石出的陈文昭，责令清河县“添提豪恶西门庆，并嫂潘氏、王婆、小厮郓哥、仵作何九，一同从公更勘明白，奏请施行”。接到上司的一纸公文，李知县着急，西门庆更着急。前面分析过，潘金莲等人到堂，无论结果如何，都相当于是给李知县下了“病危通知书”，而集涉案人、行贿者于一身的西门庆也在提审之列，搞不好还得引火烧身。
面对“清官”陈文昭，西门庆“不敢来打点他”，银子失效了。古语说的好，“无欲则刚”。疏通人情，最怕的就是对方无所好，一向靠银子说话的西门庆这次不灵了，我们似乎看到了为武松翻案的正义曙光。
“清官”陈文昭表面上无欲，不贪财、不好色，实际上还是有欲的，那就是必须保住自己的位置。身为官场中人，你可以无欲无求，但不能保证你的领导也无欲无求。西门庆没有直接向陈文昭行贿，因为那等于是找死，而是派来旺连夜赶往东京，通过亲家陈洪，跟“四门亲家”杨提督搭上了线，杨戬再“转央”太师蔡京。接到西门庆的求救信号，陈洪担心西门庆事发影响到自己，杨戬也担心自己因陈洪受牵连而被波及，蔡太师虽然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却“恐怕伤了李知县名节”。李知县派遣武松给殿前太尉朱勔送礼，我们就知道李知县尽管区区七品，但也绝非官场中的等闲之辈。蔡京深知，在目前党争激烈的关头，官场这张巨大的网中，任何一个点出了问题，都有可能无限扩大。为了息事宁人，避免“多米诺骨牌”式的官场效应，蔡太师修书一封，给了门生陈文昭，要求只有一个：“免提西门庆、潘氏。”
一心想将武松的案子查个水落石出的“清官”陈文昭，不仅要思量自己是蔡京的门生，还要思量杨戬“乃是朝廷面前说得话的官”，自己与武松又没有丝毫沾亲带故，是武松的冤案重要，还是自己的乌纱帽乃至脑袋重要？对这个非此即彼的抉择，陈文昭并无半点踌躇，当即“以此人情两尽，只把武松免死”，“其余一干人犯释放宁家”。武松一案，在陈文昭“和稀泥”的判决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有人说，公平与正义比太阳更加光辉。“清官”陈文昭的出现，曾经让我们看到晨曦一般的曙光。但是，这个被誉为“贤良方正号青天，正直清廉民父母”的陈文昭，却带给我们又一份“糊涂”的判决。此时，我们看不到武松因李知县的错判“咬牙切齿”，而是在服刑的路上，将侄女迎儿托付给邻里时，坦然说道：“倘遇朝廷恩典，赦放还家，恩有重报，不敢有忘。”一个“雄躯凛凛”的硬汉、豪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只能是绝望地接受。
《水浒传》形容陈文昭是“聪察”的官，而《金瓶梅》偏偏改成了“清廉”，内中的玄机耐人寻味。所谓“聪察”，尚有一丝道义可言，而“清廉”与充满正义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这只官场黑手的控制下，陈文昭可以“清廉”，但绝不可能“聪察”。因为他自己的“清廉”，并不影响别人执行“安全地捞钱，花钱保安全”这个官场的最高准则，这个准则不排除极个别陈文昭的存在。他们以清廉自居，却能够明哲保身，既不挡别人的财路，也能让统治者借以彰显官场的清明，给民众以水中望月一般的希望。但是，官场黑手绝不容许“聪察”官员的出现，这就是《金瓶梅》所表现的与《水浒传》决然不同的官场现状。
“贪官”李知县作出了歪曲事实的判决，导致武松铤而走险。“清官”陈文昭“和稀泥”式的维持原判，并未改变此案的丑恶性质。谁说“清官”就不腐败？如果说李知县是贪赃枉法的经济腐败，那么陈文昭完全算得上是明哲保身的政治腐败。洪洞县里无好人，“贪官”也好，“清官”也罢，在这只官场黑手的操纵下，不过是殊途而同归。
通过“贪官”李知县、“清官”陈文昭的精彩表演，我们已经可以触摸到那只力量强大的黑手。这只黑手操纵着整个官场，将所有官场中人都当作了傀儡，整个社会在这张无形大网的笼罩下，暗无天日、死气沉沉，如同人间地狱。同时，《金瓶梅》还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官员普遍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不应该简单地归因于道德问题，制度的背后必有黑手！反过来说，不斩断黑手，而企图通过提高官员的道德修养，来解决腐败问题，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是不可能实现政治清明的。
二、遗产纠纷
西门庆去永福寺会茶，竟然“面色改常”地提前回家。横行乡里的恶霸如此胆战心惊，仅仅是因为公人把一同吃酒玩乐的花子虚抓走了。尽管西门庆平日里为虎作伥，但在官府面前还是胆小如鼠、做贼心虚的。见花子虚莫名其妙被抓走，西门庆等人“吓了一惊”，生怕也有自己的份，都不敢回家，跑到李桂姐的窑子里“躲了半日”，一面差人四处打听。得知此案与自己毫无瓜葛，“各人放归家来”。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就是“热结”的十兄弟，这就是西门庆所谓“有个靠傍”的“好兄弟”，这也正是活生生的社会。众人的如鸟兽散，已经预示了西门庆死后的凄惨结局。
花子虚的案子远比“潘金莲药鸩武大郎”简单多了，无非就是兄弟之间的遗产纷争，但本案具有两个特殊性。首先，原告是在东京开封府投的状子，皇城根下一纸号令，足以让小小的清河县全城为之一震。其次，遗产的主人是原广南镇守花太监，听来头就不小。因此，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闹到了羁押人犯的地步，吓坏了寻欢作乐的西门大官人。
西门庆本可以作壁上观，但已经勾搭上的李瓶儿却向他求情。从李瓶儿的叙述中，我们对遗产之案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花太监为官多年，积累了极为可观的财富，但由于没有子嗣，又对李瓶儿百般宠爱，遗产基本上都归了这个妇人之手。花太监死时，花家其他三个兄弟仅仅“分了些床帐家伙”，“一分银子儿没曾分得”。花子虚不愿给，李瓶儿更不愿给，这下就惹毛了花家三兄，一纸诉状递到了开封府。
西门庆痛快地答应了李瓶儿的要求，倒不是情浓义重，而是他又揽到了疏通官府而牟利的业务。尽管这次不是在清河县，而是天子脚下的开封府，但经历了武松一案，西门庆已经找到了通天的门路。李瓶儿出手不凡，当即“搬出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可以想象，此时的西门庆恐怕眼睛都绿了！不仅如此，李瓶儿还借势转移财产，西门庆赚得个盆满钵满。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西门庆疏通官场的“职业准则”。西门庆满口答应，说明他对如何疏通开封府，早已胸有成竹。开封府尹杨时，是《金瓶梅》里继陈文昭之后，出现的第二个“清廉”官吏。不过，有了陈文昭的失望经历，我们已经不对“清廉”官员抱有任何的幻想。西门庆准备好了贿赂，外加一封书信，同样借助亲家陈洪投给了杨戬，又转央蔡京出面调停，行贿路径与上一次如出一辙，毫无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