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古时的文人在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能够下笔成文、出口成章，握有很强的社会话语权，对当时的社会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有些人秉笔直书，有些人不畏强权，而有些人则讥讽时弊，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对他们的身家性命构成威胁。
当然，文人的可敬可爱之处也恰恰表现在以上这些方面，正是由于他们的独特个性、独特的社会地位，才使得他们成为耀眼的明星；但同时，也使得他们成为众矢之敌，所以他们才变得脆弱。
我们可以说文人是强势群体，一言一文，足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包括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可以说文人是弱势群体，因为他们的个性，因为他们的言行。从不同角度来看，结果就不一样，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文人，有血有肉、形象饱满的一群生命个体。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既是毁灭了他们，亦是成全了他们。
第十篇：王安石因变法而毁誉千年
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像北宋这样具有高度发达的科技与文化了，也没有哪个朝代像北宋这样具有高度的经济与商业繁荣，一幅《清明上河图》，足以说明一切。
这里有一咏三叹足以与唐诗相比肩的宋词，这里有平民毕昇的伟大发明——活字印刷术，这里有历史上不曾出现的广大的市民阶级，这里还有让整个世界都瞠目结舌的国民生产总值——据袁腾飞先生说，当时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整个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之多。这样的数据，恐怕就连汉唐盛世都是无法比拟的。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说，北宋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是与其军事力量成绝对反比的。两宋军队的战斗力只怕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差得是一踏糊涂，差劲得让人抓狂。
究其原因，我们还得从唐朝灭亡开始讲起：
唐朝发展到了中后期，政治黑暗、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这一切都使得昔日强大无比的大唐王朝是一日不如一日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其中，宦官专权简直就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了，皇帝的废立、皇位的更迭竟然全由那些不长胡子的家伙把持着，怎不令人扼腕叹息！然而，唐朝的灭亡归根结底还是由藩镇割据所造成的。
自唐睿宗始建节度使以来，节度使这一官职便始终存在，是为一方军政大员，权力极大，在地方上不仅享有行政权与财税权，同时还享有军权，能够自主的招募军队。这样一来，便对中央政府的集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安史之乱”被平息之后，由节度使所造成的藩镇割据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成了愈演愈烈之势。中央权力被架空了，地方权力极大，形成割据局面。
到了唐昭宗时期，唐王朝已经名存实亡了，梁王朱温手握大权，生杀予夺。这个朱温就是个节度使。他先杀了唐昭宗李晔，后又杀了他的儿子唐哀宗李柷，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国号为梁，史称“后梁”。自此，大唐结束了289年的统治，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纷乱格局。
后来后周大将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建立了北宋。为了避免重蹈唐王朝的覆辙，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削弱地方权力的举措，如更戌法，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等等，这就为北宋的积贫积弱埋下了祸根。
好了，这样一整套的制度下来，地方没兵了，精兵强将全在中央了，地方没钱了，钱全进入国库了，地方也没权了。
藩镇局面的根基被彻底铲除了。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唐王朝的藩镇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可是北宋也由此形成了冗官、冗兵、冗费的恶果。所谓“冗”，也就是多的意思。这三多也就造成了北宋的积贫积弱。
除了以上“三多”之外，北宋还有其他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诸如土地兼并。北宋政府实行土地私有化，那些个大地主、大官僚们采取各种手段兼并土地，导致北宋出现了大量无地可种的流民，真可谓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因此我们说，北宋发展到了宋神宗时，整个大宋帝国已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了，不夸张的说，开始摇摇欲坠了。北宋的积贫积弱进入白热化的程度。
历史给一位年轻的皇帝宋神宗出了一道难题。
宋神宗，名赵顼，乃是宋英宗的长子。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嘉佑八年被封为光国公，后又受封为淮阳郡王，治平元年进封为颖王，治平三年被册立为皇太子，次年即皇帝位，时年宋神宗仅20岁。
这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很想有所作为，正蓄势待发，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并且他的脑子还十分好使。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
更关键的还在于，他在当皇太子的时候，就对国家的政治状况十分担忧，尤其是对北宋长期以来的积贫积弱十分不满，想要有所改变。他对法家的富国强兵之术很感兴趣。这位年轻的皇帝是很有雄心壮志的。
历史给了宋神宗这样的机会，因为上天赐给了他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北宋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之一。
其实，人们一提到“王安石”这个名字，恐怕最先想到的还不是文学家，而是改革变法，这几乎就是一个同义词。尽管王安石在文学上的成就也非常突出，尽管如同苏轼一样，他也是诗、词、赋、文样样精通的全能型文人，但他更是一个政治家、改革家，所以，称他为“一代千古人杰”一点都不为过。量中国历史上有哪个人可与其相比？张居正尽管也是杰出的政治家，但他在文学上的才华自然不能与王安石比肩，似乎只有诸葛亮可以与他相比。
历史也给了王安石一个机会，因为他遇到了一心想要富国强兵的宋神宗。
宋神宗即位这一年，王安石刚刚47岁，正值年富力强的盛年。
其实，早在宋神宗尚未登基之前，王安石由于才干出众，朝廷曾多次召他进京为官，但都被王安石一一谢绝了。那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做京官不利于他才干的发挥。
当时的北宋，政府机构十分庞大，人员复杂，人浮于事，尤其是那些京官，实在是中看不中用。而王安石是有理想的，他不愿意尸餐素位。但在地方上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当地方上的一把手，比如说县令，只有这样，王安石的政治才能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也就是说，在中央，他无所适从，在地方，他却很给力。
加上当时的宋仁宗施政保守，像王安石这样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他是无法接受的，如此一来，王安石便想到基层去锻炼，更加地深入民间，以了解民间的疾苦。
而宋神宗就大不一样了，他上台伊始，便一心想谋求国治，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尤其想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取得绝对的胜利。于是他广开言路，要求大臣们积极上书言事，就如何治理好国家、如何谋求国家的富强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与意见。
而那些个文官们大多已习惯了北宋的政治状况，各部主要官员也都一大把年纪了，哪里还有什么变革进取之心，上书他们倒是上书了，只不过说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废话，诸如以德治民、以礼待人、远小人亲贤臣之类的。
这些当然都是废话，作为一个英明的君主，关于这些他应该打小就知道了，还需要你们这些老匹夫再来讲一遍？宋神宗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真正使国家富强起来的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而不是这些空洞的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