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节 白莲教

28.

明明两个都是妖，却偏偏要让如来佛找出一个孙悟空。于是，宋之清连同齐林等人全部被官府一网打尽，秋后斩决。刘之协则再一次发挥自己的擅长，赶紧跑路了。

沉寂多年的旧案，一举侦破了，当地官府立即向朝廷报告。

厚厚的一沓被捕成员名单很快就摆在了乾隆爷的御案前，看到参加白莲教的人数如此众多，而且主犯刘之协又潜逃在外，掌管帝国多年的乾隆爷油然而生一种危机感，他立即命令各省官府务必将刘之协“密速查拿”，并迅速逮捕所有白莲匪徒。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教首大部分落网，但教徒毕竟没有名单可寻，因此当地官府便可挨家挨户地盘查询问。

这就为敲诈勒索百姓提供了绝妙的机会。

不管你是不是白莲教徒，都必须拿出一笔钱去“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就作为嫌疑分子拉到监狱里拷打。

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就罗织罪状，株连几千人，不管是入教的还是没入教的，全都被害的家破人亡，当地百姓笼罩住“白色恐怖”之中，个个对官府恨得切齿咬牙。

这就是政府决策的失误了，像此类事情绝对不可大张旗鼓地进行，因为这很容易把人民逼上绝路，然后不反也得反，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如果当时湖广总督瑞澄缴获名单后，假装无事，并对武汉三镇新军进行安抚，然后再一边暗地里秘密进行调查逮捕，一边向朝廷报告，派精兵悄悄对武昌形成包围之势，武昌起义的枪声是否还会响起就另当别论了。

清政府的盲目和自信，进一步激起了民众的反抗。

在这种万分紧要的形势下，齐林的弟子，“襄阳老教头”姚之富等人主动承担起了恢复湖北地区白莲教组织及准备起义的重任。

他首先邀集湖北、陕西、四川三省各地分支教首秘密来到襄阳共商大计。

会议上姚之富首先对领导骨干们的不幸被捕表示沉重的哀悼，然后痛心疾首地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进行抨击，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官逼民反的世道。经过商议，最终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起义，起义时间定为次年春节，由三省同时发动起义。

一场大规模的反清的武装斗争就要来临了。

但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清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

第三章

第二节 白莲教

29.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圆明园，勤政殿。

八十五岁的乾隆爷已是满头白发，但并不见得衰老，只能用精神矍铄这样的词语来形容。

他当众开启了暗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二十二年之久的木匣，正式宣布第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改名颙琰，命他即日移居紫禁城内毓庆宫。

次年，乾隆爷下诏退位，改元嘉庆元年，于正月初一举行传位大典。

这一年，永琰正好35岁。

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一场千年罕见的传位大典在紫禁城举行。

八十六岁的乾隆爷不用靠人搀扶，自己迈着稳健的步伐一步一步登上太和殿皇帝御座的台阶，转身，面对群臣，正襟危坐。

宝座正前方的地上放着黄金色拜垫，宝座东侧的御案上陈放着皇帝玉玺和传位诏书，皇太子颙琰立于西侧，侍卫近臣分立在太和殿内外。

太和殿前的广场上满朝文武官员按文东武西的原则，分列肃立。朝鲜、安南、暹罗、缅甸等属国也派出使臣前来朝贺。

壮观庄严的皇权继承仪式圆满结束，但乾隆爷还没有完全向儿子交出自己的权利。在退位大典结束后，他又做了四年的“太上皇”，退至幕后，继续操纵着自己的帝国。

但权力的更替已成为了不可争辩的事实，走上皇位的嘉庆帝也同时走上了王朝盛衰轮回的拐点。

正如朱元璋将“藩王”的隐患留给了自己的孙子一样，嘉庆一上台也面临着白莲教起义的隐患。

皇位的交接，似乎成了帝国衰亡的征兆，这让白莲教徒看到了希望，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开始了。

这一年的正月初七，由于起义泄露，湖北宜都、枝江交界处的张正谟、聂杰人等人率先在温泉窑一带爆发反清斗争，揭开了这次大起义的序幕。

牵一发而动全身，张正谟的突然起义一下子打乱了襄阳原定的计划，之后，襄阳、长阳、当阳、来凤、竹山、远安、保康等地纷纷而动。

其中，姚之富在其家乡彭家疃附近的夹河洲领导的起义与高均德在其家乡高家湾附近的三合镇领导的起义相互响应，后来形成著名的襄阳起义军，并且成为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主力部队。

姚之富起义之后，为了表达对齐林的怀念与敬仰，决议推举齐林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师娘王聪儿为“总教师”。

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残酷的现实，王聪儿没有退缩，没有畏惧，而是迎难而上，临危受命，毕竟，姐也是在江湖上混过的。

于是，王聪儿继承丈夫未竟的事业，带领襄阳教徒和清政府决战，以解救生活在贫苦中的民众。

她首先带领教徒杀了襄阳城的贪官，开仓放粮，穷苦百姓积极响应，主动入伍，队伍迅速发展到四、五万人。

多次农民起义的教训已经说明，在起义之初，主动采取流动作战的方针，迅速转移，对义军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王聪儿做到了这一点，当攻占襄阳后，她立即率众转移，以钟祥为基地，筹集粮草，做好抵抗前来围剿的清军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