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汉武帝时候，叫“锦”的神巫在新垣平鼓吹迎取周鼎的五十年后，于汾阴出土三足宝鼎一只，献于汉武帝，汉武帝大赦天下，改元元鼎。这个鼎可以肯定不是九鼎之一，即使不是“锦”根据新垣平的谎言伪造的，是真正出土的前朝铸造的，也不可能是九鼎。首先体积大小都不对，汉武帝也没有把这个鼎看成是九鼎之一；其次泗水在江苏，汾水在山西，当时的流向是，汾河注入黄河，黄河夺泗水南流入海，鼎不可能从下游跑到那么远的上游的支流里去，所以新垣平纯粹是找死，他要说在泗水边有“金宝气”还能更唬人一些。
因为秦皇汉武都没能得到“九鼎”，其后的帝王都自感功德不及二人，因此不再继续寻找九鼎，但“每有冶铸九鼎之议”，打算重新铸造九鼎。直到唐朝，这个心愿被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完成了，关于这点《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都有明确记载，真实可信。《资治通鉴》载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夏四月铸成九鼎，徙置通天宫。豫州之鼎名曰永昌，髙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兖、青、徐、扬、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髙一丈二尺，受千二百石，各写其州山川物象，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二十一斤，因为武则天建都洛阳，所以洛阳所在的豫州的鼎比其余八州的要大三分之一。同时上面有铜的总耗费量，按10%的熔铸损耗比算，大致可以估计出，豫州鼎在六万斤，其余八鼎当在五万斤左右，九鼎铸成后，武则天亲做《曳鼎歌》：
羲农首出，轩昊膺期。唐虞继踵，汤禹乘时。
天下光宅，海内雍熙。上玄降鉴，方建隆基。
九鼎上各写本州山川物产之象，由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京等分题，左尚令曹元廨画。迁鼎时“令南北卫士10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曳之。自玄武门入。”
除了九鼎，武则天还铸了一个青铜宝器“天枢”，全称是“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即使与九鼎相比，这也是一件庞然大物。《资治通鉴》卷205说：“武三思帅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黜唐颂周。……诸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天册万岁元年“夏四月，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工人毛婆罗造模。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说：“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柱颠为云盖，出大珠，高丈，围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铁山高“二丈”，“负以铜龙，石镵怪兽环之”。“无虑用铜铁二百万斤”。
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8记载：“长寿三年（694），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万馀斤，铁三百三十馀万，钱二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纪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载，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
结合上面的记载大致可以判断，铸造时耗费铜五十万馀斤，铁三百三十馀万斤，钱二万七千贯，由于熔铸的损耗，铸成后大约在二百万斤。
关于天枢的高度，《资治通鉴》和《新唐书》的说法应该说是一致的，二书依据的资料是唐代的国史、实录，比私家笔记所说的尺寸可靠。但《资治通鉴》表述含混、不全，容易让人误以为天枢通高105尺。仔细玩味《新唐书》，可知这个数字仅仅是八棱柱部分的高度。棱柱上面有云盖。云盖上四龙站立，各自身长12尺。四龙所托大珠，直径10尺。龙爪子不会安放在大珠正中间或正下方，这样起不到支撑作用，八只爪子集中到一起也不便施工，因而只能在大珠下侧。这样，云盖、龙和大珠加在一起，高度会超过22尺。棱柱下面有铁山，高20尺。三部分加在一起，天枢通高至少为147尺。唐制有小尺大尺两种。小尺合今25厘米，用于测度铜钱一类小型物品。大尺运用很普遍，其长度据王国维的研究以及实测日本所藏唐尺，在今29.3至31.3厘米之间。那么，天枢的整体高度应超过今130尺，底座周长及面积也可据此推算。
等到武则天还政于唐后，国号恢复为唐，中宗、睿宗迁回长安办公。唐玄宗即位后，到开元二年下令销毁了天枢和九鼎，虽然此举清除了武周政权带给唐朝的耻辱，但“天枢”这座矗立洛阳达20年之久的艺术珍品，却随之化为乌有，九鼎也被同时熔毁。《大唐新语》：“开元初，诏毁天枢，发卒销烁，弥月不尽。洛阳尉李休烈赋诗以咏之，曰：‘天门街里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计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
到了宋代，国库富足，《宋史》记载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九鼎，“取九州水土内鼎中”，置于九成宫；但这个九鼎已经不同于大禹所铸的鼎了，。宋徽宗新铸九鼎，中为帝鼎，其余八鼎依八卦方位布置，表征八方来朝，并不代表九州。在九鼎落成仪式上，宋徽宗正在献酒的时候，正北方的宝鼎突然开裂了，里面装的酒浆洒了出来，与之对应的是到了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恰恰是来自正北方的金人大举入侵，北宋帝后及宫中之物一并被掳，九鼎不知去向。后人普遍认为此九鼎体积不大。
到1944年中华民国也重铸了九鼎，准备进献给蒋介石，不过这个鼎就更小了，每个只有十几斤。
1943年1月11日，中美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中英签订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两项条约的签订，废除了美英两国历史上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了两国的在华特权。蒋介石对这两个条约的签署自鸣得意，不免自视为洗刷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开辟中国新机运的民族英雄，是孙中山最不负使命的继承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为总理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体察领袖的心意，决定借此给蒋介石评功摆好，谋划在1944年1月11日搞一个“纪念两个条约签订一周年”的活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一手操办起来的“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提议，要在纪念两个条约签订一周年的会议上向蒋介石献九鼎。朱家骅将此事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在呈文上写了个“阅”，不置可否，实际上是默许了。
1943年1月20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召开了献九鼎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者主要是各工矿的国民党党部代表。会议决定九鼎由民生机器厂负责铸造，各工矿党部平均担负费用。
1943年1月27日，朱家骅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议，除了各工矿的国民党党部代表与会外，一些高等学校的国民党党部代表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设计并监制九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