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一朝觅得总统位
在正式当选总统之前，徐世昌未明确表示是否愿意出任总统，这又一次显示其老到、独特的政治手腕。在选举中华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闹得不可开交。多面讨好、两面下注的徐世昌突然杀出，再次使出其圆滑的政治手腕，遂成为了总统的“最佳人选”。
看来，“中庸之道”确是在官场上保身保位的灵丹妙药，徐世昌因此而赢得“水晶狐狸”的雅号。“水晶”指八面玲珑的性格，“狐狸”当然是狡猾、阴沉的代名词。
1918年9月1日，总统权位大战的序幕刚刚拉开，徐世昌宅居北京东四五条胡同，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和众议院议长王揖唐特往徐宅探视，敦劝徐出任大总统。
徐世昌见火候未到，再次故伎重演：“诸君何苦推我衰朽之人登台？”
梁士诒说：“除你之外，无人能解决时局。”
徐答道：“诸君以国家为前提，责我以大义，我亦无法。但是诸君举我，是希望我将一切事件办好，究竟我出山之后办得好不好，我亦无把握。”
徐世昌先给自己留足了后路，才在众人拥戴下出山。9月3日，徐世昌策划了一个“安福俱乐部总统预选会”。到会者384人，徐共得了383票，其中有一人弃权，大家一致举徐为总统。此时，徐世昌觉得心中有了底数。
9月4日，总统选举在位于北京宣虎坊桥的众议院正式举行。为了营造浓厚的选举气氛，众议院门前的树上布满彩架，中间嵌有金黄色的“总统选举会”五个大字。绒线胡同、宣武门大街一带，军警戒备森严，居民商铺奉命悬挂国旗。
选举正式开始，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宣布：“出席选举会的参议员131名，名众议员305名，超过《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的须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的法定人数，选举结果有效”。
身负重要使命的民意代表，排着“之”字形的队伍，投下慎重一票。投票结果结果没有丝毫悬念，徐世昌得到425票。当王揖唐宣布“徐世昌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一阵阵的掌声和欢呼声。
选举会刚刚结束，徐树铮即通电告知各省督军：“本日选举，天气晴和，人心静穆，议场秩序雍容，投票整肃，外人参观者，同声赞美，且谓既无武力作用，又无金钱关系，在历史上殊不多见。”
1918年10月10日上午，中华民国史上第一次总统交接仪式举行，风光无限的徐世昌乘汽车进了中南海，在典礼官的引导下，徐缓缓走到怀仁堂正中的大礼台。
9点整，临时大总统冯国璋由居仁堂来到怀仁堂，与徐同向中华民国旗行三鞠躬礼，礼毕，冯东向致颂词，徐西向致答词，词毕互相一鞠躬，典礼官送冯回居仁堂，冯即迁出中南海，结束其总统生涯。
10时整，胸前戴着大总统专有“大勋章”的徐世昌，在居仁堂向议长及议员宣读誓词，宣读完毕与议长议员同向国旗三鞠躬，然后，徐登上大礼台，面向内阁成员及文武百官宣读就职宣言，正式开始其总统使命。
曾国藩曾说过“李鸿章是拼命做官”，但拼命做官的李鸿章也赶不上徐世昌，李最终也没有过上一把总统瘾。两朝宰辅“水晶狐狸”徐世昌，并未拼了老命做官，但却官运亨通，不动声色地当上了总统。
（4）偃武修文谋和平
黎元洪去职后，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直到1922年下台，他标榜自己的执政主张是“偃武修文”。所谓“偃武”，就是下令对南方停战，结束南北武力对抗；所谓“修文”，就是重用文臣，而排斥武人。
徐世昌为什么首先要提出“偃武”呢？
在国内方面，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南北分裂，北京的北洋政府和广州的军政府事实上处于敌对状态。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非常强烈，为了反映民意，熊希龄、蔡元培等组织了和平期成会，梁士诒也组织了和平促进会，全国上下弥漫着一派祈求和平的浓厚氛围。
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先后向徐世昌提出南北和平动议，法、意等国相继表示支持。
徐世昌是在如此浓厚的和平氛围下当选总统的，即便是广州军政府，也在通电声明总统选举不合法的同时，善意提醒徐世昌不要被人愚弄。在全国上下反对争战、谋求和平之时，作为新任大总统的徐世昌也踌躇满志。在此后的半年中，他首先行使大总统的职权，主动下令对南方停战，努力调和南方和北方之间的矛盾，筹划“南北议和”会议。
于是徐世昌在就职15天后签署和平令，11月15日，他在北京召集各省督军会商和议，最终使这些桀骜不驯的军阀一致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次日，他发布了停战令，南北双方遵命停火。他十分高兴地说:“和平统一的时机已到，机不可失，中国的安危在此一举了。”
但是，徐世昌过于乐观了。次年2月在上海召开了南北“议和会议”，但未取得任何结果。盖因和谈的基础十分薄弱，南北军阀均拥兵自重，互不相让，尤其是段祺瑞坚持亲日主张，拒不让步。关于上海的南北和会，徐世昌曾说：“乃沪议中辍，群情失望，在南方徒言接近，而未有完全解决之方；在中央欲进和平，而终乏积极进行之效。……此就对内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也”。
针对“南北议和”裹足不前，在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浓厚氛围下，社会各界纷纷奔走呼号，呼吁重开和谈。徐世昌再次从中斡旋，多方努力，终于在4月9日且达成了一个“南北议和”的折中方案。但北京的“安福议员”又极力反对，致使和平的努力再次化为泡影。
南北议和停滞，北洋军阀内部也矛盾激化，终于在1920年7月爆发了直皖战争。吴佩孚杀入北京，把奉军赶出了关外，把段祺瑞赶下台，直系独霸北京。徐世昌马上下令解散安福系，清除了南北和谈的最大阻碍。徐世昌借势颁布了南北统一及筹办善后的命令，但随即就遭到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人的通电驳斥。不久，孙中山重组军政府，并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武力北伐。南北议和就此告终，徐世昌的“偃武”政策遭到沉重打击。
徐世昌的“修文”与“偃武”是一项政策的两面。徐自身乃文人出身，在拥兵自兵的军阀之间左右折冲十分不易，其厌恶武将实属无可奈何，重用文臣自在情理之中。因此，在他当总统时期的国务总理或重要阁员如钱能训、龚心湛、颜惠庆、梁士诒、周自齐等，或出身翰林，或长于外事，或精通财政，都是当时公认的文才，政府的重要职务自然也是重文轻武。
徐世昌的“修文”的核心是“清静无为”，他表面上圆通、沉稳、柔韧、机警，实则倨傲、吝啬、拘谨、守旧，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动乱的局面。
面对军阀武将争战不断，争雄不已，徐世昌实难做到真正的“偃武”，自然也难以做到真正的“修文”。“偃武修文”政策虽然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但在面对混乱不堪的武人争雄的严酷现实，徐的政策几乎毫无施行的空间，失败是必然的，他的失败是时代的悲剧。但他对当时政策修修补补，在缓南北争斗的紧张局势，谋求和平、促进和谐方面，还是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为大总统徐世昌，虽然对学生的态度随着事态的变化而变化，但总的来说，这位前清翰林出身的文治总统，对学生和知识界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蓬勃地展开，还是有赖于徐世昌“偃武修文”的治国策略所营造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徐世昌当总统的年代，夹在直、皖两派中间，并无多大实权，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倭寇虎视眈眈，国内军阀割据，国民党不承认其合法性，工人运动蓬勃兴起。但就是他执政的这段时间，中国的民族工业蓬勃发展，社会思想也是中国历史以来最解放的，所以五四运动才没有遭到残酷镇压，共产主义思潮也得以兴起，报纸杂志言论大胆，也应归功于他“偃武修文”的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