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年观察，老练的徐世昌看出来，袁世凯的位子真的坐稳了，这才正式由幕后走到前台。等到袁世凯再次请徐世昌出山任国务卿之职，这时徐世昌动心了，入京当上了袁世凯的国务卿，并一度参与了洪宪帝制的活动。
徐世昌之所以静观其变，自有他独到的思维逻辑。他受清廷厚恩，任国务卿之前一直是“护帝太保”，但又暗中助袁，因而进退两难，只能托言力辞太保，离京闲居，暂避“一时之谤”。如果马上弃清报袁，难免遭到封建士大夫们的非议，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还是先“过渡”一下，方显明迎新辞旧，不露痕迹。而闲居不仕，还可算作不负皇恩的前清遗臣。再则如前所述，眼下局势仍动荡不安，袁的宝座还不平稳，不如作个“局外人”以静观变化。
袁世凯称帝后，就曾称呼徐世昌、赵尔巽 、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特许徐世昌不称臣，不跪拜，这位前清的翰林借助和袁世凯“结拜兄弟”的特殊关系，以不同于其他北洋要员的儒者风度，以和事佬的身份调解着各个派系的斗争，保持一种不温不火、平稳上升的政治身份，在民国初期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徐世昌善观政坛风水，但又不露江湖之气，显示了民国之初政治家与众不同的素质。他阴鸷深沉、喜怒不形于色，游走于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玩弄政治权术于股掌之中。
1915年，袁世凯议帝制，徐世昌凭其敏锐的目光，立即判断此事引发祸端，但又不敢公然对抗袁世凯，也不能嘲讽“君主立宪 ”之辈是“不识时务”。 袁世凯此时野心急剧膨胀，蓄谋恢复帝制，使袁氏子孙代代为帝。徐世昌却认为帝制实不为可，不得民心；但看看袁世凯为了“过一天皇帝瘾，死也无憾”的劲头，只得缄口不言，作壁上观；并为辞国务卿，以便将来可以局外人之身分收拾残局，留下转圜的余地。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二人不久即发生府院之争，徐以北洋元老资格应邀抵京，先调解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后又调解直系首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矛盾。
1917年，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因参战问题而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作为北洋元老的徐世昌，应邀前往北京调解黎、段之间的矛盾，徐世昌左右逢源，两面都不得罪，展现出圆滑的政治手腕，结果，黎元洪撤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请徐世昌继任总理，同时段祺瑞组织人马在天津另立政府，也邀徐世昌为大元帅，徐世昌掌握主动，实现“双赢”。
黎、段冲突不断升级，张勋以调解为名带兵至天津，企图进军北京，复辟帝制。在这关头，徐世昌到天津劝说张勋放弃复辟，但张不听，到达北京后悍然发动复辟。徐世昌被任命为伪弼德院院长之职，但他坚决托故不就职，显出其政治上的老成。
袁世凯倒台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奉皖三派，权力倾轧愈演愈烈，作为北洋元老的徐世昌再次被推向政治的波峰浪尖。1918年10月，国会举行总统选举，冯国璋和段祺瑞都想争夺大总统的宝座，各不相让。为了协调二人的矛盾，国会通过协商决定，由中间派徐世昌任总统，冯和段都退到幕后。
皖系段祺瑞胁迫直系冯国璋下台，操纵其掌握下的“安福国会”进行总统选举，在办理选举以前，段祺瑞命令曹汝霖以铁路为抵押，向日本借款数千万，结果，徐以大多数票当选为总统。实际上，徐世昌的总统位置，是以对日借款数千万元而换来的。但这笔贿选款项并不是徐世昌自己借的，而由段祺瑞命曹汝霖办理的，因而他也不担任何的骂名。
在中国的官场上，就有这样的人，成事不是他的创意，败事也不是他的首恶，功夫都在“运作”上。这种官的模样和做派总是那么可爱，老成稳重，静若处子。
1918年“双十节”那天，徐世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凭多年练就的身段和功夫，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总统宝座。紧接着，在欧洲国家打了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一方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作为战胜国成员之一的国家代表，徐世昌可谓享尽了风光。
11月28日，紫禁城太和殿前的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仪式，在数以千计的高官显贵、社会名流以及协约国和中立国公使的注视之下，身着盛装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在各国乐队演奏的乐曲声中健步走上台阶，发表了庆功演说，并检阅了参战督办段祺瑞率领下的中国参战军仪仗队。庆功仪式结束后，徐世昌乘车回到了住所。这也许是徐世昌一生中最荣耀的一天。
徐世昌当政期间，虽然以老练和圆滑而在官场春风得意，但由于处处受人操纵，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当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发展之时，面对新旧政治力量的消长，面对军阀统治的混乱和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徐世昌这位毕生玩弄政治的人，虽有其深厚功底在胸，但也深感无能为力，仅仅作为一个看客而已。1922年，徐世昌又被直系曹锟赶下台，从此结束了政治生涯。
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中，徐世昌惯以元老身分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因势操纵。徐世昌几经官场磨练而成为不倒翁，其为政之道就在于精通黄老之术，而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在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常常能够城府在胸、内敛不张，心中之事而不为旁人所窥，是一位玩弄政治的高手。
徐世昌为人处事十分谨慎，绝不骄矜，以党派示人；他既能符合潮流，大办新政；亦不疏远旧派、权要，可谓兼收并蓄，广结广交，左右逢源，上下畅通，从而为重掌枢要铺平道路。
作为晚清入民国的大人物，有人曾这样总结徐世昌的为官之道。徐从晚清重臣，做到军机大臣，太傅衔太保，进入民国，做过国务卿，最后成了民国大总统。可细想起来，徐并没留下什么政绩，更没有属于他个人的东西，虽然一路大官做上去，但好像什么事也没做过。这样的人，你说他好吧，没做什么好事，你说他坏吧，也没什么坏事他是祸首；就是官运亨通，挡都挡不住。
（2）分合结盟称兄弟
在晚清的众多封疆大吏中，爬上民国总统宝座者，只有袁世凯、徐世昌二人。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皆因袁世凯为窃国大盗、祸国殃民而臭名昭著，而徐世昌一生则力主和平则鲜为人知。袁、徐在30多年的政坛打拼中，相互提携，谋臣和挚友的交情不同寻常。
徐世昌的发迹，盖因同袁世凯的相识。袁世凯与徐世昌喜成为结盟兄弟，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平常的事件，它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大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几十年之久。徐世昌是如何同袁世凯走到一起的呢？
徐世昌远祖为浙江鄞县人，明末开始在京津一带经营盐业，后落户于天津。徐世昌的高祖徐城携家宦游，此后直到徐世昌的数代，都在河南为官，在徐世昌3岁的时候，徐家迁居到河南省城开封府双龙巷，于是他就有了第三个籍贯河南。徐世昌的父亲徐嘉贤，17岁时就敢于和太平军搏杀，勇冠三军，战斗中身负重伤，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25岁那年就死去了。
徐世昌出生在河南的汲县（今卫辉市），1861年父亲徐嘉贤去世的时候，徐世昌刚刚7岁，正在私塾读书。徐世昌长到10岁的时候，祖父徐质夫也不幸病故，家中生计陷入困境。徐母刘氏出身桐城世家，知书达理，隐忍持家，挑起了家中生活的重担。
母亲非常重视对徐世昌的道德教育，据徐回忆，他小时候嘴馋，老想多吃一点，这时他母亲就会严厉地训斥他：“现在就这样，长大还得了！”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给他吃。等他长大一点了，每次交朋友，他母亲都会暗中观察那人的人品，如果是有志青年，就拿好吃的招待他；如果是街头小混混，就立刻把人家骂走。
母亲对徐世昌管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即使典当家中物品，也要让徐世昌进私塾读书，并亲自监督孩子的功课。徐家族人也为此感叹道：“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因此，徐世昌自幼便熟知经史，且能吟诗作画，其价值观取向与人生旨趣，在童年时候就已经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