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独立后，孙宝琦身为已与清政府决裂的山东军政的都督，仍循旧例在珍珠泉抚署召开会议，仍袭用独立之前所用政府关防，沿用清朝宣统皇帝的年号。身为山东都督，明里暗里仍然极力反对山东独立。

对于所谓的“山东独立”，清政府与顽固派恨之入骨，一直在酝酿着取消山东独立。袁世凯掌权后，这股势力形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经过紧锣密鼓地筹划，顽固派伙同反对山东的各界人士，成立了名曰“山东全体维持会”的反独立组织，在济南召集会议时，孙宝琦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十分顺利地通过了“取消山东独立的决议”。

对于独立，孙宝琦本来就不赞同，而取消独立孙宝琦则是求之不得。一看时机已到，孙宝琦在会场上迫不及待地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将都督改为巡抚，一切恢复旧制。山东独立轰然而起，倏然而倒

所谓“山东独立”仅仅维持了13天。宣布独立是他，取消独立也是他。孙宝琦的处境既尴尬又滑稽，真可谓视政治大事为儿戏。此时的孙宝琦，内为清廷诘责，外被革命党人及广大民众声讨，腹背受难、心力交瘁的孙宝琦，对政事已无力处置，对政场也无心眷恋了，借机称病，躲入外国医院图个清静。12月17日，孙宝琦被正式解职离开了山东。

（4）外交之途幼稚儿

孙宝琦所处的时代，中国尽管积贫积弱，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毕竟是一个地大人多的大国，各国在考虑世界格局时都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孙宝琦看到，欧洲强国之一的德国就曾想拉中国建立中德美三国同盟。孙是清朝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而奕劻是军机大臣，德国之所以直接找到了孙宝琦，就是想利用这一层关系，直接影响中国政府的外交态度。

1901年，孙宝琦出任驻德、澳、法等国使馆随员，补涉外交界。后升任出使法国大臣，1907年任出使德国大臣，对欧洲事务有了较多地了解。当时的欧洲的各国，都在寻求盟友。英国为保住它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被迫放弃孤立政策，于1902年1月与日本结盟。欧洲强国德国为应对时局的进一步复杂化，决定寻求与其他国家联合，共同对付英日联盟。

经过反复考虑，德皇威廉二世选中美国。他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频繁交流，探讨建立联盟事宜。罗斯福也察觉到新崛起的日本是美国潜在的威胁，主张扩大联盟，吸收中国加入，形成中德美三国同盟。为此，威廉二世秘密会见出使德国的中国公使孙宝琦，告诉他说：“欧洲最强国为德国，亚洲最大国为中国，如果再加上美洲最富国美国成立三角同盟，对世界和平必有伟大贡献。”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通过中德美联合，压倒英日同盟。

孙宝琦借助于与清朝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关系，周旋于德、美国两国之间。应德国政府之邀，他代表中国政府秘密会晤德皇威廉二世，但在如此重要的外交问题上，孙宝琦自己不敢做主，立即打电报请示奕劻，奕劻也不敢怠慢，马上上奏慈禧太后。

没想到，这位没有多少国际知识、更不知当时国际战略格局的太后老佛爷，根本看不清当时欧洲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也不懂得列强之间合纵连横的外交手法，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中德美国三国联盟很不错呀，怎么能不吸纳大英帝国加入呢？

真是匪夷所思！原来，慈禧太后在鸦片战争中吃了英国的大亏，可能是让英国的坚船利炮吓破了胆，只知道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要加入联盟，少不了英国的参与。

庆亲王奕劻同样稀里糊涂，更是搞不清国际形势，便附和慈禧太后的意见，给孙宝琦发电，让他向德皇转达太后的旨意。

孙宝琦没有自己的思想，也提不出具有真知灼见的外交主略，只是草草向德国方面转述中国政府的态度，从而错过了与世界两强结盟的时机。威廉二世听罢，暗自嘲笑中国外交的幼稚，但表面上却说：“让英国加入未尝不可，但事前宜缜密，让我们三国接洽好再说。”此话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稳住中国。

孙宝琦向德皇威廉二世汇报中国政府意见后不久，便奉调回国。日本知道了德国欲与中美两国结盟的消息之后，便从中作梗，捣乱破坏，阻挠德国皇太子出访中国。威廉二世看到，孙宝琦的继任者更加不堪重用，随之放弃了皇太子访华计划。此后，由于清政府倒台，建立三国同盟的事情也就烟消云散了。

（5）棘手之事难绕开

孙宝琦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期间，处理最棘手的一件事，就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严重侵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亲自提交了”二十一条“的文本，并要袁保密。按理说，日驻华公使直接向袁世凯提出外交文书，是不符合国际惯例。

袁世凯收到条约草案后，始终没有认真翻阅和研究，只是一再表示这是外交部的事，不便直接干涉。但是，日置益坚持请袁世凯亲自阅看一下。日本公使走后，袁世凯翻开文书一看，对文的内容大为震惊。要求陆征祥召集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和参政梁士诒商议对策。

陆征祥邀请三人会谈，由孙宝琦任主席。听完了陆征祥关于会议原委的说明以及袁世凯的指示，孙宝琦发言说：“日本公使一定还会来外交部递送文书，他已和曹次长讨论了好几个钟头。本人认为日本这次是找到了一个天造地设的好机会了，如今欧战期间，各国自顾不暇，中国内部也不宁静，日本这次手段毒辣，竟直接向大总统递送文书，这种藐视中国的手段都能使出，则必然会对中国施加武力的。”

孙宝琦讲完，大家面面相觑，对于这个棘手而严重的问题，谁也没了主意。经过长时间反复谈商，结果认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接受日方条件；二是利用谈判和日方讨价还价。当然还有第三条路是拒绝，可是拒绝就等于决裂，而事实上，这时的袁世凯政府是无法在武力上抵抗日本的。

孙宝琦先表示他个人意见，他认为眼前面临的问题是只有接受日本条件。曹汝霖赞成孙的主张。梁士诒则持反对意见，他说：“不谈就接受，在外交上没有这种例子，我们必须和日方谈判，能谈到什么地步，也算尽了心，否则如何对国人和历史交代。”陆征祥赞成梁士诒的意见，于是这次会议有两个主张，各有两票支持。

第二天，孙宝琦谒见袁世凯，报告了三人聚会商议的情形，袁世凯听了以后未置可否，只是简单地说：“很好，让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

孙宝琦前脚刚走，袁世凯后脚又召见陆征祥，他对陆征祥说：“刚才孙总长来过，我经过慎重考虑，也主张和日方谈判，并且希望你能出任主席，主持这个谈判。”

陆征祥回答：“这个谈判太困难，征祥体力不足，最好请总统另派干员。”

袁世凯说：“精力不足，无关重要，我可告诉曹次长，要他多负谈判责任，并告诉日方，陆先生体力衰弱，需要休息。我全力付托你，你放心去谈判好了。”

陆征祥见袁世凯主心已定，也就只好接受。送走了陆征祥后，袁世凯又召见孙宝琦，告诉孙宝琦决定要对日本谈判。孙宝琦立即送上辞呈，请求辞去外交总长职务，并向袁推荐陆征祥任外交总长。

袁世凯于1月27日发布命令，任命陆征祥为外交总长，命令陆和曹汝霖负责对日谈判，同时任命孙宝琦为审计院院长。

（6）老成持重最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