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玥端庄大方、性情温柔，会英语，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是唐绍仪的掌上明珠。唐绍仪有心将顾收为乘龙快婿，便千方百计提供方便，创造女儿唐宝玥与顾维钧接触的机会，以各种名义邀请顾维钧到家中做客，亲自安排两人都能同时参加的野餐聚会。两人朝朝暮暮，频频相约，很快就坠入爱河。

顾家父母看到儿子攀上内阁总理的千金，深感求之不得。一对青年男妇女彼此相识后，男才女貌，互生好感。才子佳人的美妙结合，得到了双方家庭的认可。顾维钧铭感唐绍仪的知遇之恩，同时唐宝玥的端庄大方、温柔贤淑，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唐宝玥先为父亲对顾维钧的赞不绝口而生发钦慕，相处一段时日，深深为顾维钧的人品、风度的魅力而倾倒。

顾维钧是唐绍仪亲自选定的女婿，很少有什么意见与夫婿相佐，唯在其婚礼日期上，责令他们婚礼改期。原来，唐绍仪为了迎娶第三任夫人吴维翘，选定的日期与女儿的结婚日期为同一天，顾维钧只得将原来定好的日期推迟两天。父女俩先后在公共租界体育场公园（现虹口公园）举行婚礼，成为沪上报纸的炒作焦点。

天有不测风云，婚后的唐宝玥红颜薄命。1915年顾维钧奉命出任驻美公使，迈出了他日后成为民国杰出外交家的第一步，此时的唐宝玥陪伴夫婿前往。顾维钧活跃于外交舞台，唐宝玥精心照料小家庭，还要经常出席各种交际活动，周旋于外交场所。

在从华盛顿赶赴美国东部城市费城的路上身染重疾，抢救无效不幸身亡。顾维钧突遭沉重打击，陷于无比的悲哀之中。念及旧情，顾维钧不惜重金，将唐宝玥的遗体运回国内厚葬。直至离开大陆前，顾维钧还经常前往唐唐宝玥的墓前祭扫。

唐绍仪对这位女婿一直厚爱有加，就任内阁总理后，特意将顾维钧推荐给袁世凯任总统府秘书兼内阁秘书，顾维钧对此受宠若惊，发奋努力，成为著名外交家，并与岳父一样，成为民国的内阁总理。

（3）南北和谈遇尴尬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城楼的隆隆炮声，彻底震碎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国梦，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

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军迫切需要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此时清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今后“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不在于革命军与清廷之间，而在于革命军与挟北洋实力自重的袁世凯之间。

一时间，“非袁世凯不能收拾残局的声音甚嚣尘上”，所以，决定中国前途与命运、影响中国局势走向的南北和谈，就是在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之间展开的。

时势造英雄。拥有超强谈判能力的唐绍仪，全权代表“皇族内阁总理”袁世凯，参加南北和谈，从幕后走向了前台。

12月9日，唐绍仪乘坐专列离开北京，他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在南下途中发表宣言，称“对民主共和充满信心。”

12月18日，南北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市政厅举行和谈首次会议。代表北方的清廷首席代表，就是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南方谈判首席代表是伍廷芳。按照当时的传统和惯例，会场摆放的是一条长长的会议桌，南北双方的代表分坐两列，伍、唐两人面向而坐，分列于各自阵营的首席。

会议开始，南方首席代表伍廷芳发言，提出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南北双方各自控制的势力范围一律停战，为谈判创造良好的氛，如果边谈边打，或者打打停停，难以谈出好的结果；二是北方必须正式承认民主共国国体，因为这是革命的目的，如果没有这个共识和基础，双方就不必谈下去了。

唐绍仪指出，对于第一个条件，北方可以做到，并可令驻汉口部队自现有防区后撤100里，以显示北洋军的诚意；关于第二个条件，“国体”问题事关重大，自己不能做主，必须请示清廷的袁世凯内阁，但可以不急着做出决定，而是把这个问题交给一个“临时国会”去表决。唐的想法得到了袁世凯和隆裕太后的认可。

南方代表伍廷芳虽对唐的答复不太满意，但却认为可以成立“国民会议”就“国体”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了具体设想，即“国民会议”代表按每省三人分配名额，开会地点选在上海。

唐绍仪再次回应说，自己不能作主，将立即把此建议电告北京的袁世凯。

和谈进行中，孙中山于12月25日归国。袁世凯收到唐的电报后，正在凝眉沉思，寻求应对之策，却传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消息。南京方面发出的通电称：“本日在宁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会者十七省。孙中山先生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特此通告。”南京临时政府也致电黎元洪“今日参议院选举副总统，经全数投票，举我公充任”。

袁世凯两眼盯着桌子上的电报，很生气地说：“既然已经选出了临时大总统，那我的位置在哪儿呢？还是不必谈了吧！”称唐与伍廷芳商定的“国民会议”代表权分配方案未经袁本人同意，应视为无效，南方革命军共占领14个省，而北方只占领8个省，名额悬殊太大，北方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同时，袁世凯指责唐绍仪擅自同意南方提出的条件。唐绍仪看到自己作为一个傀儡代表毫无用武之处，只好黯然引咎辞职，袁世凯迅即批准了唐的辞职请求。唐绍仪在南北和谈中，热闹开局，匆匆收场，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袁世凯逼看到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自身的恐慌与焦躁不安。

（4）首届内阁创历史

从袁世凯被临时参议院选为临时总统的那一天起，袁就不再称“新举临时大总统”而称“本大总统”，其独揽大权之急迫心情可见一斑。根据《临时约法》确定的责任内阁制，袁对首届内阁阁揆要员早已胸有成竹，他心中的人选是他的老朋友和外交方面的重要帮手唐绍仪。

唐绍仪在被派为南北和议时的北方首席代表时，袁就已安排了他未来角色的伏笔，因为唐绍仪和南方革命党人相处甚洽，又深通洋务，和英美关系都搞得不错，所以在袁世凯的班底中，唐绍仪是个能够被中外接受的理想人选。

3月13日袁世凯正式向南京参议院提名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南京参议院予以同意。3月25日唐绍仪亲来南京，29日列席参议院发表政见，并将新阁名单提请表决。

出任总理之初，唐绍仪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他挑选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使担任教育、农林、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又被称为“同盟会内阁”。

尽管如此，对于关键性的几个岗位，如外交、内务、财政、军事、交通等重要部门，都被袁世凯所控制，同盟会得到的教育、司法、农林、工商等，基本上属于冷衙门职位。组阁之后，唐绍仪在蔡元培、黄兴的推荐下，宣誓加入了同盟会。由此，引发了清朝遗老遗少的不满，也大大出乎袁世凯的意料。

袁世凯虽然力嘱唐绍仪“尽量与革命党方面搞好关系”，但没想到唐会转的这么快。

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唐精神振作，每天5点起床，逢星期一，三、五召开国务会议，二、四、六谒见袁世凯，注意办事效率，呈现一派新气象。作为受过西方教育的首任内阁总理，唐的行事作风与清廷官员明显不同，处事也十分倾向同盟会，袁越来越感到唐总理的陌生与不可思议。

唐绍仪虽然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但在首届内阁中却处处受到北洋系军人的排挤。自唐绍仪正式就任内阁总理后，很有意依照《临时约法》的规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这反而被认为是绍仪唐“挟革命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