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7月3日的内容）

三、吴超传授和编撰《左传》的主客观条件

关于吴起编撰《左传》的主观条件，首先是他有良好的儒学基础。他在鲁国时曾师事曾子的儿子曾申，学习儒家经典。《左传》的传授当在这一时期。吴起后来改学兵法、思想转向法家。但是在他身上儒家的烙印是十分明显的。《吴子》第一篇的第一句话就说：“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可见吴起在为将以后，仍有儒家凤度。不仅如此，他的军事思想也有儒家的成分。这不能不说是吴起编撰《左传》的有利条件。

《说苑?建本篇》记载：“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起大讲了一通“《春秋》之意”、“元年之本”的道理。亦可见吴起对《春秋》之学是有其特长的。否则魏武侯不会以这样的问题问他。而吴起也讲不出那套大道理来的。这是吴起传授和编撰《左传》的又一旁证。

吴起是一个有名的军事家，他在鲁时研究兵法、并为鲁将，以少胜多，打败了强齐，之后他被谗出走到魏，为魏镇守西河，打了许多胜仗，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吴起兵法》，这些经历，对《左传》中大量、生动地描写战争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条件。

吴起著《左传》的客观条件。首先是吴起一生经历了卫、鲁、魏、楚几国，而这些国家都有丰富的历史材料。其中鲁国关于史料的整理有良好的基础，特别有左丘明初步编撰的《左传》。魏国是三晋之一，而且在战国初期很强大，史籍也很丰富。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二七九年)在汲郡(今河南省汲县)发掘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的《竹书纪年》就保存了战国时魏国的历史的大量直接记录。楚国历史记载也很丰富，《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国史官倚相能读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见史籍烦多。而《檮杌》则是专门记载楚史的史书。这些，吴起都有条件涉猎。

（待续）

（上接7月10日的内容）

第二、有充裕的编写时间。吴起在魏共二十七年，其中镇守西河长达二十三年。镇守西河主要是带兵打仗，但闲暇之时有充裕的时间从事传授和编撰《左传》的工作。

据雷学淇《介庵经学》记载：

“吴起以《左传》传其子期，魏人多与闻者，故襄王时史臣述《纪年》《师春》言卜筮，石申言天象，多与《左传》符同”。从这里可以看出，《左传》与魏的关系十分密切。吴起传授《左传》是在魏期间。他在传授给其子吴期时，还有其他的人也知道。可见吴起传授《左传》是完全可信的。

左丘明草创《左传》时，因其初创，所以许多记载是不全的。而且左丘明死后的许多史实，这些都由吴起来增补。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中说：赵匡、啖助、王荆公、叶石林、郑渔仲等“皆疑《左氏》非孔子时书”。所举《左传》中有左丘明死后的事多起。我认为钱穆及赵匡等人以此说明《左传》与左丘明无关是欠妥的。因为仅这些材料并不能否认左丘明草创《左传》之功，《左传》中出现的左丘明死后的许多事，当是吴起增补的，所以殊不足怪。

鉴于吴起有编撰《左传》的主客观条件，所以我们断定，吴起是《左传》的主要编撰者，他著《左传》的时间主要是任魏西河守之时。他由魏到楚，身负重任，从事变法，没有许多时间来编撰《左传》，但是，他仍然可以利用其为楚令尹的有利条件，利用楚国的历史资料，充实《左传》关于楚史的部分。这就是《左传》里鲁、三晋、楚等国记载丰富的原因。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