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6月26日的）

6.认为《左传》成书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无关。主张这种意见的是钱穆和郭沫若。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版)一书的《吴起传〈左氏春秋〉考》、从《左传》的预言的验否来看其成书的年代，进而判定《左传》出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无关。他说：

“《左氏》书好预言，其言有验有不验。顾氏《日知录》卷四举其事，如三良殉死，《左氏》云君子是以知泰之不复东征，此至孝公以后即不验。又季札至鲁，闻《郑风》，以为其先亡，而郑至三家分晋后始灭于韩。浑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灭于宋王偃，在诸姬为最后。卫迁帝丘，卜曰三百年，而卫至秦二世元年始废，历四百二十一年。日人狩野直喜为《左氏辨》，据此推论，谓‘《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又谓‘三孙满卜年七百，卜世三十语，自成王定鼎后七百余年，当在威烈王安王时，其言卜世三十，特举成效’，以狩野此论，会之姚说，两节适符。吴起死于威烈王二十一年，周室日卑，正切卜年七百卜世三十之数。时蔡曹滕皆已灭，郑灭惟在吴起死后五年，自吴起之卒上推卫迁帝丘已及二百八十年，所谓卜年三百者，亦恰肖，则顾氏之疑辨，狩野氏之推测，岂不正为姚氏说之证成耶? 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也。”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一书《述吴起》中也主张《左传》成书于吴起，而非左丘明。他说：

“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早通其国史；(指楚史《檮杌》——引者)既为儒者而曾仕于鲁，当亦读鲁之《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娴习；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

（待续）

（上接6月27日的内容）

关于《左传》作者是谁的争论，之所以至今尚未有定论，这与《左传》的成书和传授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弄清这个问题，争论就不会有了。

古代一部书的形成与今天大不一样。它的作者往往不是一个人，在流传过程中又往往有所增补。这就使一部书的出现，有许多复杂的情况。先秦古籍往往如此。《左传》也是这样。正如顾炎武所说：“左氏成书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一条)用这种思想来观察和分析《左传》的作者，我认为，以上六种意见，比较而言，姚鼐、童书业的意见最为中肯。他们的考证甚详，对吴起与《左传》的关系的看法是持平之论。他们首先肯定《左传》不出一人之手，是经若干人不断增补而成书的。他们肯定吴起对《左传》的成书作出的贡献最大，但是又没有否定左丘明对《左传》的贡献。左丘明在春秋末期为鲁国史官，因其出身贵族，世掌史职，语言文字的素养很高，而鲁又有丰富的鲁史材料，左丘明又具有整理这些材料的能力。因此，左丘明很可能是《左传》的草创者，并将它传授下来。

徐中舒先生关于《左传》出于子夏的再传弟子之说，缺乏确凿的论据，所引“孔子以《春秋》属商”，又引“孔子作《春秋》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等材料仅说明孔子把《春秋》传给子夏，而不能说明子夏再传弟子作《左传》。在《左传》的传授问题上倒与曾子一系有直接关系。

（待续）

（上接6月30日的内容）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说：

“陶潜曰：‘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此事之儒’。乐正子春乃曾子弟子，传孝道、与曾申同学。陶氏谓其传春秋，亦春秋出曾氏，与吴起有渊源一旁证”。这里钱穆没有说清楚的是，乐正子春与曾中同学于曾子，乐正子春传春秋，曾申也传春秋。吴起学于曾中，也传春秋。这样才好理解“春秋出曾氏与吴起有渊源之一证”的活。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向所讲的《左传》的传授关系：“左丘明授曾申，中授吴起”是可信的。关于吴起的师承关系，也有吴起师子夏之说，但此说不能成立。因为吴起守西河与子夏设教西河并不同时；吴起守西河的西河在今陕西大荔县以东地区，而子夏设教西河的西河在今河南汤阴县东，两地相距甚远，不可混为一谈。

有人认为，从《左传》是刘歆割裂古史而伪造的前提出发，而怀疑刘向所说的《左传》的传授关系。这种怀疑是不必要的。清末今文学家康有为等，站在学派立场攻击《左传》是伪书，说是出于刘歆伪撰，后来也有人跟着这样说。这样明明白白的春秋以来的大部头史事撰述，而且明显站在鲁国史官立场的记载，而又对晋楚事较为熟悉，非当时人是无法撰写的，偏偏要说是西汉末年的刘歆据《国语》编写，简直近于戏言，只能看做是些臆说，因此不足深辩。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说《左传》的传授关系正如刘向《别录》所说。因而我们认为，姚鼐、童书业的意见最为中肯。而认为《左传》完全作于吴起，未免是过激之论。

吴起在《左传》的传授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大量增补了鲁、三晋和楚的材料，最后编定成书，并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因而吴起对于《左传》的成书贡献最大。在吴起死后，《左传》继续流传，又有所补充，这就是《左传》出现吴起死后事的记载的原因。但是，《左传》的成书，主要是在吴起手里完成的。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