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梅思平，与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了谈判。近卫文麿抛出了“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诱饵，引诱汪清卫倒向日本人的怀抱。

是年12月19日，汪精卫借道云南跑到了越南的河内。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汪兆铭随即发出“艳电”，愿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与日本政府全面合作。

至此，汪精卫迈出了卖国求荣的一大步。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发表声明后不久即辞职了。新就任的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任命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为与汪精卫打交道的全权代表。

汪精卫可能至死都没有弄明白，当时，与之打交道的日本帝国，不过是一只妄图吞噬一切的嗜血的野狼而已。因此，面对汪精卫那数位无地无枪，毫无谈判实力的文弱书生，板垣征四郎几乎是用一种嘲弄的语气，重新提出了条件十分苛刻的合作条约。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的汪精卫，已经没有勇气讲得出半个不字。

在经过一番惶恐的流浪之后，1940年的3月，汪精卫终于平生第一次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打着民国旗号的新政权，以表示他的“继承正统”。

但是，汪精卫始终是一位读过中国传统忠义道德文章，长大的读书人。

他心中大节已亏的一种屈辱感与犯罪感，时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分，从心底浮上来折磨他。

因此，后来，汪伪政权中的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金雄白，在回忆起这个阶段的汪精卫时，讲过这样一段的话：

“我不常见到汪氏。但就我所看到与听到的，汪氏在他主持这个政权的时期中，他变成性情暴躁，完全失去了他平时温文圆融的丰度。每次如‘中政会’、‘国府会议’、‘行政院会议’开会时，往往会发为盛怒，厉声呼斥。有一两次，竟然把椅子都抛掷了。我前后参加过三四次‘中央全会’。当汪氏分析到国际局势、以及国家前途、与当前的处境时，他的声调由激昂而渐变为低沉，再由低沉而变为颤抖，最后是哽咽了。热泪沿着他的双颊直流下来。他用衣袖揩拭他的泪水，一面于呜咽中匆匆结束。说出了‘完了’两字，声音轻得几乎完全听不到。他每一次总是如此。现在留在此地的许多旧侣中，不少是当年汪政权的‘中委’。他们与我一样地曾目击过这悲凉的一幕，可以证明我所说的决非出诸虚构。”

过去，汪精卫在蒋介石的屋檐底下，做小伏低地侍奉着蒋介石，老是嗐声叹气，他总觉到自己是壮志难酬的。而今，汪精卫失去了自己的清白，委身于这日本人的娼家，汪精卫这才晓得跳入火坑之后，那种迎送卖笑的皮肉生涯更加难受。但是，涉及到民族气节的那种大是大非，真的就仿佛是贞女的失身娼门，一失足成千古恨。汪精卫只要迈出了堕落深渊的那一步，再回首便是百年身了。

所以，在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的数年间，汪精卫精神上的一种虚脱、荒芜、混乱与悲哀的绝望感，几乎像一种冬天的凝冻了的清寒似的，深深地浸透了他的心灵。许多的时候，当那种纤细、深沉的无望感，从汪精卫的心头流过时，他甚至于想找一个倾诉的对象都不能。

对汪精卫精神打击颇大的，是后来兀然发生的“高陶出走事件”。曾经抱定和平救国目标跟随汪精卫的陶希圣、高宗武二人，忽然在关键时分幡然醒悟，毅然反正重新回到重庆的阵营，那确是重创了汪精卫那一颗原本脆弱不堪的心灵。

汪精卫迫切需要一种新的，那怕是虚妄的兴奋点来刺激自己。

这便是汪精卫在见了从重庆过来投奔自己的唐生明之后，突然之间，心境豁然大爽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汪精卫为唐生明举行的那个晚宴，便在宾主的觥筹交错的祝酒、栾筝歌板的弹唱之间，达到了一个高丨潮丨。

陈璧君、徐来等一班打扮得珠光宝气的贵妇人，在正式的晚宴结束后，早就携了一些矜持的男傧，下到中间的舞池翩跹起舞了。这时节，客厅中飘动的是女子穿着窄腰丰臀旗袍的令人心动的影子。她们柔软的乳峰，隐约可见的大腿，以及随着音乐很有韵味摆动着的臀，使南京的秋夜，弥漫了一股林间敏感小兽的兴奋的气息。

汪精卫忽然跟冲着舞池中灿烂微笑着的唐生明说：季澧呵，这次既然辛辛苦苦地从那边过来了，就一定要出来帮老师一把手。

唐生明知道，自己此番前来，汪精卫算是给足自己面子了。再推辞下去，便是矫情。

于是，唐生明乃爽然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