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吉读了，觉得意思很好，有情有景，鼓励客户大胆地消费。
王吉便托人制成二块梨花木黑底烫金字面的长幅，挂在小楼门口的两侧。有一次，嗜好声色的周佛海到“兆丰总会”中来寻欢，他站在这副对联前端详了好一会儿，末了，讲了一个“好”字。
这样，“兆丰总会”的声名便荡漾出去了。
并由此，成为当年上海沦陷区中，天字第一号的精品娱乐场所。
从前，王吉在上海滩的娱乐界闯荡，号称社交界的“红牌一姐”，如此，她对于这个圈子内一些名伶艺人的乔张作势便谙然于心。王吉懂得用什么样的手法，说服这些表面上矜持的女子放低了身段，加入到声色犬马的“兆丰总会”中来寻欢作乐。
因此，后来，汪伪政权中几个臭名昭著的高官大鳄，诸如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李士群等人，他们只要遇上了什么难以沟通的事情，不管是彼此之间的狗咬狗相争、还是与日本主子之间产生的误会，他们大抵上便喜欢放到“兆丰总会”中解决了。一则是“兆丰总会”有一种轻歌曼舞的好气氛，男人的暴戾恣睢，在这样一种暧昧的情色氛围之中，最容易得到缓解。其次，就是王吉的善解人意了。有时，汪伪政权的高官大鳄惊奇地发现，当时出场献歌献舞者，竟然就是眼下上海滩上炙手可热的一线影戏名伶，这一帮阅尽人间春色的色魔权贵们，也就未免在心底摇曳起了一阵漪然的春思。
当然，这些歌舞名伶的慨然赴约捧场，都不是白干的。这些色艺俱佳的歌舞红星每到“兆丰总会”来陪客人一次，根据其开放的程度，大抵都可以从王吉那里领得一笔不菲的出场费。
这个时候，沦陷区一般民众的日子都过得艰难。上海沦陷后，大批的电影文化实业，均跟随着重庆政府内迁去了大后方。所以，羁留在上海的歌舞女伶们，能参加的正规演出其实也不是很多，这就处于一种僧多粥少的惟艰状况了。
声色舞场的兴起，竞相成为一种风气。
“兆丰总会”的老板娘王吉给的出场费最高，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另外，歌舞名伶们还可以借此认识一些官场上的大人物，以为后来社交场上的一个倚仗。潘三省这时候的气势搞得很大，为了讨好王吉，他千方百计请人从国处弄来了ChannelNo5香水、Ferregamo高跟鞋、CD口红、Celine服饰、channel香水袋、LV手袋……等一些西方贵妇人出没于高档社交场合时所必需的奢侈品。这时候，是战争时期，这些东西的获得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可是，王吉也不小气，只要是在她的“兆丰总会”有突出表现的歌舞女伶，王吉不时都会馈赠一点这样的女性高档消费品给她们。因此，在当时的歌舞女伶中间，许多的人都把能被王吉看中请到“兆丰总会”去应酬，视为一种相当有面子的事情。
这正是：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有关这种情况，后来逃到香港风烛残年度日的金雄白，曾经在写给报纸的专栏中讲过这样一段话：
“潘三省的老婆王吉在沪西开纳路10号，布置了一处不俗的房屋，更有好厨子，每晚大吃大喝，宾至如归。舞女、交际花、女伶、电影艺员等，都应召到那里来陪酒陪睡，现在几个当年上海老牌影星，又有几人不曾在那里出入过的？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等都是常客，每晚没有事，就踅到那里。开纳路10号一时便成为了这些达官贵人的巫山云雨之所。潘三省搭上此层关系，自然不肯浪费。这是一种与人方便、自己更加方便的相互利用关系。潘三省后来与人谈话，一开口就是公博兄如何，佛海兄如何，这就更加令人刮目相看了。”
潘三省自己虽然经营赌场，不过，他对于麻将、沙蟹之类的赌博，却并不显得十分上心。他关心的是怎样捞钱。
由于潘三省的后面，有着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经济局佐佐木康五郎、冈田酉次等日本势力的背景，后来，更增添了汪伪政权铁杆人物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潘达等的倚靠，潘三省那厮在上海沦陷区，陡然崛起为一种权财色路路皆通的风头人物。
当时，潘三省一身兼着数家巨型公司的董事长，其中尤以金业交易公司理事长、以及上海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令上海的实业界对他刮目相看。他亦组建了联易商业储蓄银行、民生商业储蓄银行等二间控股银行，主要承担起为汪伪当局融资的责任。
当初，大约是1940年梁鸿志维持政权倒台、汪精卫曲线和平政权成立之际，潘三省仅仅不过是一个夹在“前汉”“后汉”政权之中，彷徨无依的小瘪三而已。可是，大约短短一年的时间过去，潘三省即俨然以上海滩的“小杜月笙”自居了。
或许，像潘三省那样的无赖儿，在他的人生理念中，应该是真的没有什么政治抱负的。他一生中的关心，不过是西门庆式的“家道营盛”，以及西门庆享受过的那种“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的荒淫快乐的日子而已。
可是，在中日两个民族生死大搏杀的那个严峻历史时期，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杀害中国人的血迹伊始风干，诸如潘三省之流的，从前在大历史环境中微不足道的下岗官员、失意商人、以及留日学生等等的人物，便迫不及待地追随着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投敌巨逆，跳上了历史的大舞台客串小丑的角色。或许，他们也想过了，将来清算来临之时，可以用滚滚浊浪环境下、个人微小的力量根本无力自拔的理由来辩护。
但是，历史在向前走的路上，一个个体、或者团体，只要是结下了孽障的，历史到得清算的时机，这孽障始终都要成为这一帮人的“纲罗、机槛、肋上的鞭，以及眼中的刺。”
潘三省的暴富，其实，也并不算一件值得惊奇的事情。
在中国过去数千年的大历史进程中，封建统治的君权、官权主导了一切，个人想要在这种萧瑟的社会环境中走出一条“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矣”的暴富路子，自古便只有官商勾结的华山一条路可走。
民国的时代，其实，笔者无一点溢美它的意思。
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人文学者讲过这样一句话，“腐败，家天下，官商勾结，封建独裁，这些鬼在中国历史里穿行，从一个朝代穿到另一个。进入了民国，此风尤为酷烈。”
一切都在不可阻止的反复发生着。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只是，像潘三省这类的无耻小人，选择在历史的血流成河时期，与现代中国史上最耻辱的汪伪政权合作，他攫取的商业利润中，便比寻常的历史时分具有更多的血污，以及更多的黑暗。
如此，我们便大抵可以得出，这潘三省当年，在兵荒马乱的上海滩之政治定位。
倘使我们将汪精卫的政权，视为一座由寡廉鲜耻欢场卖笑女子组成的罪孽妓院，那潘三省就绝对是一种拉皮条、扯良家女子入伙的无耻角色。
他当时虽然以赌场等娱乐性的产业为主要营生。
可是，在浊浪滚滚的上海滩中，潘三省既已与汪政权中的头面人物、日本宪兵等打得火热，他便在暗地里承担着汪政权的一个高级联络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