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友人这种“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心态，让宋应昌十分厌恶，也让他对朝鲜的存粮状况有了警惕心，特意筹措了八万石粮草搁在边境，准备等到李如松入朝时，让部队随军携带，以备两个月之需。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招救命棋。

可宋应昌万万没想到，他绞尽脑汁千算万算，最终还是漏算了一点：朝鲜人的运输能力。

粮草和辎重不会自己走路，必须要有足够的运力相匹配，才能够发挥效用。当年诸葛亮北伐中原，汉中的粮草堆得快要溢出来，但死活运不过秦岭，最后也只能粮尽退兵。

祖承训来的时候，一是总兵力只有三千人，消耗不算大；二来正逢夏季，水路畅通，所以朝鲜人应付起来尚是游刃有余。但在元月冬季的朝鲜，天寒地冻，河流全都结冰，根本无法利用义州和平壤之间的两条大河漕运，只能依靠人力、畜力走陆路转运。

可这时候的朝鲜人要人没人，要牲口没牲口，甚至连装粮食的布口袋都没有。为了增加运力，他们几乎把附近的男女老幼都征光了，甚至连庙里的和尚都被抄发出来，搞得地方上怨声载道，哭号连天。

这种运输梗阻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力的匮乏，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除非你能撒豆成兵。袁黄意识到这个致命缺陷，赶紧给宋应昌打了一份报告，提议说让明军暂时使用朝鲜当地的粮食储备，腾出有限的运力来，先把最重要的大炮和军火物资运到前线。

即便如此疯狂地压榨民力，运力还是不堪敷用。明军的大部分粮草与辎重，都积压在了义州边境，无法及时运抵安州集结地点，更不要说跟随主力前进了。对各路记载的统计表明，截止到一月七日平壤城开战时，明军的粮草尚有一半搁在义州，另外约百分之二十五搁在安州，真正送上前线的不过四分之一甚至更少。

万历二十一年初一月六日，李如松的大军已经迫近距离平壤六十里路的安定，可运输队却迟迟跟不上去。宋应昌坐不住了，派袁黄渡江亲自去催促。袁黄在朝鲜沿途调查了一圈，发现前线的粮食状况非常不乐观：肃川与安定附近的兵站储备已经见底，后方物资一时半会儿肯定上不来。

更让他愤怒的是，在中方反复叮嘱之下，明军特别强调要优先运输的物资里，仍旧有大批火炮与战车滞留在安州、嘉山，与前线主力相隔一百八十里路，肯定是无法赶上平壤城的战事了。

袁黄顿时急了眼，这是要出大事的！直接的后果就是将有大批明军伤亡，或者干脆退兵。这两个结果无论出现哪一个，大家全得吃不了兜着走。当下他抓住朝鲜人大吼，说我们是为了你们打仗，好不容易进军到安定，现在粮食也没有，火炮也运不来，如果因为这两原因而退兵，这个责任谁来负！柳成龙被喝叱了一顿，知道理亏在己，连忙下令申饬地方，并派了许多官员到各地粮道去督运，把安定附近三县的粮草又搜刮了一遍，这才暂时解除了吃的危机。

但朝鲜的底子实在太薄，而明军又实在太多。柳成龙豁出了老命，也未能改善前线的补给状况。这为之后的战事进展埋下了一个不安定的伏笔。

袁黄比柳成龙更郁闷。粮草运砸了，火炮要是再送不上去，预想中的平壤攻坚战将平添了许多变数，不知那个蛮横的李如松能否克服这一切困难——不过袁黄根本没有时间长吁短叹，因为他这一次来，除了督促粮草，还肩负着另外一个使命：联军情报管理。

但凡联军，因为来自不同系统，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联络沟通与配合的问题。中朝联军以前因为指挥权的问题发生过龃龉，在平壤城前甚至发生过朝鲜军队逃跑的事情，双方高层对此都心有余悸。这一次的联军规模更大，因此事先更需要明确指挥权、配合方式和通信共享。

大明是宗主国，李如松又是出了名的强势。对于最高统帅权的归属，双方没有任何异议。明军作为主力作战，朝鲜军则负责沿途的配合，这也是得到高层认可的。可到了通信共享这一部分，问题就出来了。

中、朝联军的联络管道一直不甚通畅，反应又不灵敏，对于接下来的战事将会有很大影响。袁黄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大问题，并着手进行解决。他是个善于思考的人，经过仔细地调研，发现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症结，在于驿站。

驿站是朝鲜重要的通信渠道，信使通过一个接一个的驿站向前线与后方传递情报，保证让决策者第一时间把握战况。

但朝鲜在久经战乱之后，平安道的沿途驿馆大多毁损，就算是完整的，设施与人员也残缺不全。这导致了信息的严重滞后——当初祖承训在平壤败北之后，朝鲜王室在义州隔了数天时间，才得到消息。明军的军纪也对驿站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明军部分士兵素质不高，沿途喜欢打骂驿馆的驿夫，甚至抢夺他们财产，搞得很多驿馆的人听到明军的名字都跑光了。

驿站系统的失灵，大大地影响到了联军的作战展开，前方的军情传不回去，后头的命令也递不下来。这种棘手的状况，换了谁来整治都要头疼，但惟独难不到袁黄。他以前在嘉善、宝坻等地抵御倭寇，整顿战备时，积累了大量经验，最擅长处理这种烂摊子。

对于驿站系统的一片混乱，袁黄首先拿明军自己开刀。他下达了严令，不允许他们随意打骂驿站工作人员，违者要军发从事。同时，他要要求驿站工作人员不许乱跑，否则也要砍脑袋。

为了形成行之有效的管理，除了严刑峻法以外，袁黄还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一套叫做循环簿的管理办法。

所谓循环簿，就是登记簿。按照袁黄的设计，每一处驿站都备有两册循环簿，一册记来，一册记往。盖有关防大印，并派一名差官坐镇驿馆内。来往信使必须要在循环簿上登记名字，一站一站传下去。比如说一个信使从甲驿站出发，他会在甲站的循环簿上写下名字、时间与差遣；到达乙站后，他会在再次登记一次。信使究竟走的哪条路线，走了多长时间，甚至走的速度有多快，都能通过循环簿一目了然。

循环簿每五天就会统一收上去，交由专人进行核对所有信使的传送记录。如果发现哪一位信使的路线与记录对不上，还必须要召见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询。这样一来，对于信使和驿站，都形成了有效监督，与现代理理论里的绩效考核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过袁黄的妙手改造，让朝鲜的驿站系统在短时间内恢复了机能。循环簿管理体系的效果立竿见影，各地的信息反应速度明显提高，关于倭寇与前线部队的情报开始源源不断地汇聚到明军参谋部里。

做完这些工作以后，刘黄裳和袁黄正式向朝鲜发出了一道大明钦差经略防海御倭军务兵部咨文，这份咨文名义上是发给朝鲜朝廷，但实际上等同于向全朝鲜和日本宣谕的战斗檄文，兹录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