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告诉世界，“势”可以人工制造。有观点称，除了超强的综合国力外，美国霸权还建立在“美国神话”之上。美国综合实力全球第一，在经济、军事、制度领域都无比优越？然而，谁来论证美国经济的可持续性？金融危机吗？谁来论证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越南战场、伊拉克战场吗？如何论证美国制度的先进性？“苏联解体”、西方民主和人权吗？其次，“势”的滥用导致破灭。长期以来，美国无法影响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国家决策，至少这三个主要大国是独立的，所以任何全球性霸权便无从谈起。美国全球独霸时代未曾存在过，而是通过造“势”营建出全球霸权形象。由于美国过度扩张，其霸权主义必然遭受挫折，其霸权形象必然随之坍塌，“美国制造”的“势”必然消散，从“无中生有”走向“复归于无”。无疑，美国的“全球独霸”地位（若存在过的话）属于过去式的“势”，其实力已经无法维持超级之“势”，即其“硬实力”已经无法支撑炫目的“软实力”。

“势”的特性

三大特点，现实性：中国已然崛起；超前性：中国必然继续崛起；滞后性：中国崛起能量远未充分释放，世人仍处于适应和调整接受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仍然强大，但巅峰期已过；美国已进入衰落期，其实力在危机结束后将大幅下降；大部分人眼中的美国风光无限，在未来数十年内仍是全球老大，这就是严重的迟滞效应。对“势”的感知，多数人都呈现不同程度的滞后性，如麻木者拒绝感受，迟钝者后知后觉，普罗大众不闻不问，仅少数富于洞见者先知先觉、灵敏捕捉到时代新气息。有人描绘中国的复杂图景，“今天的中国就像穿越时空隧道的巨龙，龙头已经开始和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最前沿对接，龙身正在工业化的浪潮之中翻腾，而龙尾还深深地扎在农业文明的泥土之中。”——你可以将中国理解为落后的农耕文明（农业大国），或者是主流的工业文明（世界工厂），或者是全球化的引领者（资本玩家）。

历史上，在中国仍很羸弱的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坚持给予中国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地位（雅尔塔三巨头的另两位，英国和苏联都极力反对）；在中国备受西方孤立的年月，尼克松顺应历史潮流进行“破冰之旅”，坚信其在华访问的一周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直到最近，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中美形势从量变快速积累至质变，乔治•布什总统尽力维持了中美正常关系，称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这都是“势”在发挥作用。

今天，“我们的经济救星在东方”“中国拯救资本主义”“中国时代到来”等言论大可商榷，但它们又切实反映了中国“势”的强化。有些网友，认为类似言论是“捧杀”，警示“别让忽悠”“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随后自我否定之辞滔滔滚来，类同于低等动物式的条件反射。我们如何解决知识分子的滞后性？马戛尔尼时代的中国官僚阶层，没能意识到工业时代的来临，自视为“天朝上国”而闭关自守，落得个“落后挨打”的残局。今天中国已然实现崛起，并将继续崛起，很多知识分子拒绝承认该事实，认为中国要继续“韬光养晦”“低调做人”，这何尝不是一种闭关自守，不承认国际形势的剧变，必然导致“强而无势”的后果。

中美合作

在哲学上“势”属于“虚”的概念，然而“虚”可以转化为“实”，其最高表现是“天下大势”，就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如当今时代“中国崛起”。同时，既然“虚”可以转化为“实”，“虚”也可以停滞于“虚”，最终沦为“真空”，什么都不存在了。

“势”玄而又玄，关键看人的主观能动性，若中国善于“运势”，就能让中国时代及早到来，若不善于“运势”，就会白白浪费时机、延缓中国时代的到来。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者”，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战略再保证”，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提出“中美轴心”，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发明“中美国”，实在不完全是对中国的抬举，他们无需在危急关头“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削“势”），而是由于感触到中国“势”的不可阻挡，在近期的将来必超越美国之上，故盼美国能分享中国之“势”，借中国的昂扬之“势”补养美国衰败之“势”，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

这就澄清了我们的疑问：美国是“唱衰”“捧杀”“高估”中国，想“拉中国下水”，让中国承担与实力不般配的国际义务？否也。由于我们习惯了被低估，故对较为客观的评价产生抵制心理。

现在产生新问题：既然知道美国施“吸功大法”，那么我们要明知故送吗？岂不成为赔本买卖？非也。美国有求于中国，中国对美国亦有寄望，这就牵扯到“势”的超前性——美国依然把持着诸多国际机构/事务的主导权，这是辉煌时代的遗产，是实在的权力。我们期望分享。直白地说，中美合作是“势”“力”合作，“虚”“实”互补，转移的能量在相对封闭空间里定向传送，损耗最小，中美双赢。

中美平等

当前，中美携手，同舟共济、共度难关，符合中美两国利益、有助于稳定世界局势。以前我们对美国也讲“平等”，告诫美国勿盛气凌人、打压他者，向来是追求礼仪和姿态的“平等”。如今“中美平等”有了新内涵，即我们追求实实在在的“平等”。我们谈中国崛起，经常联系到汉唐气象，时代要求我们有大手笔、大破局，不片面追求步步为营的渐进模式。和平崛起的内涵应该是，在所有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事项，必须100%的全力争取、慎做妥协，倘若我方所得与自身实力不相匹配，反而留给外界宣扬“中国威胁论”的遐想空间，唯有通过和平手段谋求体制内利益最大化、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重建和治理，才能让“中国威胁论”彻底销声匿迹。总之，我们应该发挥更大“势”能，将中国力量充分展现于世界，此乃和平崛起的大道通途。国内外普通民众都生活在繁杂讯息里，应了“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箴言。目光如炬者已经发出讯息，我们能否强化以“中国崛起”为主题的“天下大势”？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必然超越美国，虽然短期内尚有差距——故残酷博弈下的“中美平等”是必经之路，伴随持续冲撞的“中美共治”是必经阶段，唯有放弃“斗而不破”的危险幻想才有可能“不大破”。在许多方面，中国应追求同美国“量”和“权”的“平等”。

张维为：中国模式的优势是“百国之和”

中国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中国“文明型国家”具有八大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些特征本质上反映了中国漫长历史整合而形成的“百国之和”大格局。这一切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所有特点。

以独特的政治为例。中国的人口、疆土、历史、文化这四大“超级因素”决定了中国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为主。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观，普通百姓把国运昌盛、国家长治久安看得很重。很难想象多数中国人会接受每四、五年换一个中央政权这种源于西方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