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日本军部将号称“魔法军人”的田中隆吉(此人后出任日本陆军省少将兵务局长)自华北派往上海日本领事馆，任务是挑起一场“假战争”，策应日本军部在“满洲”的行动。同时，他们还派了土肥原贤二去华北，拉石友三反张学良，使张学良的军队不能回防。

田中一到上海，通过军中反华好战派军官骨干组织“樱会”，要来了军中青年军官暗杀组织“天剑党”的宪兵大尉重蔚千春做助手，带领反华帮会“太平洋军团”和“在华青年同志会”密谋策划，拟在上海暗杀驻日公使重光葵，然后栽诬中国，以挑起军事冲突。

田中所以选中重光葵作暗杀目标，是觉得日本商人等不足以引起大震动，难以在日本朝野激起反华仇华狂热；另外，重光葵执行“币原外交”路线，主张以经济渗透方式巩固扩大在华的权益，反对使用武力，反对田中策划阴谋，因而成为日本军方计划的障碍。重光葵的前任佐分利贞男就是因为执行同一路线而被日军部暗杀的，现在无疑轮到重光葵了。

当郑抱真将买到的烟幕弹交给王亚樵后就来到南京，他买通了财政部的一名经济师，这名经济师每天都要向宋子文汇报外汇市场行情，宋子文每要出门总要向他打招呼，所以情报准确。

1931年7月22日，宋子文对会计说：“刚才青岛来了电报，家母病重，我准备今晚回沪打点一下，不日去青岛。有事可用电话和我联系。”

郑抱真得知后，立即密电王亚樵：“康叔准于22日晚乘快车去沪，23日到北站，望迎接勿误。”

郑抱真发完电报，小泥鳅突然从上海赶来，迫不及待地向他报告：“我买到烟幕弹后，探听到田中已收买常玉清在北站刺杀重光葵，然后嫁祸铁血锄奸团，以便在上海发动战争。”

小泥鳅还了解到，常玉清已知道宋子文23日到北站，届时趁宋子文和重光葵出贵宾门时行刺。

重光葵的基地在上海总领事馆，每周一到南京使馆办公，来往宁沪时间和宋子文基本一致。他在南京主要与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政廷打交道，和宋子文也常往来，关系甚密，经常同乘一列尾部的花车回上海，所以田中和重蔚千春认为，这是行刺重光葵的最有利时机。

更主要的是，行刺得手后，也可施放烟幕弹掩护撤退，同时将写有“斧头党”的未响丨炸丨弹及武器丢在站内外，以制造栽诬王亚樵的证据。这样，中国就必须承担事端的责任，日本军部也就可以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萨拉热窝事件一样，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了。

至于行刺重光葵公使的人选，日本军部早就看上了清帮头子常玉清。

常玉清，大连人，早年在东北南满铁路给人理发。1927年他来到上海，从杜月笙走卒变成了“双观园”浴室的老板、清帮的头子。由于他投靠了日本人，所以在上海滩能和师傅杜月笙分立门户，分庭抗礼。

1939年后，此人到了南京，在夫子庙开Ji院茶楼，替日本人服务。为独霸六朝胜地，他将所属清帮改为“安清同盟会”，彻底背叛了祖传的传统教义，成为敌伪的得力爪牙。抗战胜利后，这小子在南京被国民政府抓获，后被处决。此系后话。

郑抱真听过小泥鳅的报告后，感到问题极为严重：明天王亚樵刺宋子文，常玉清杀重光葵，届时二人必死无疑。但是，结果王亚樵正好为常玉清作了掩护，日本军方很容易将一切责任推到铁血锄奸团身上，推到斧头党身上。中日冲突骤起，王亚樵和铁血锄奸团就成了洗刷不清的罪魁祸首、民族的罪人。

当时，华克之和郑抱真在一起。他主张立即发一份加急电报，暗示情况突变，停止刺宋。但是，时间已来不及，且电文也难以说清楚，同时更要冒泄密的风险。郑抱真毅然决定，他和华克之搭乘当晚宋子文、重光葵的快车去沪，抢在宋子文和重光葵走出车厢之前下车，对空鸣枪发出警报，以威慑他们不敢离开车厢，对宋子文和重光葵实施“保护”，以破坏常玉清的行刺计划，也使王亚樵暂时下手不得，待说明情况后，再图他谋。

然而，郑抱真的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1931年7月22日，宋子文和重光葵等人乘坐专车离宁驶沪，王亚樵在此之前已接到电报。

“宋子文，这下对不起了！”王亚樵拿出宋的照片看了一下，坚定地说。接着，他立即派上海组员按原定部署分别进入预定位置，准备战斗。

此时，王亚樵根本不知道日本人的阴谋和常玉清的行动。他仍按原计划部署：由孙凤鸣等七人守月台，由龚春蒲、刘刚、龙林、唐明等守候车室，由谢文达率第三组把守站外的天目路一带。

7月23日上午，宋子文所乘列车抵达上海北站。尽管站台上岗哨林立，警戒森严，而王亚樵的部署却均已各就各位，密切注视站内动向。

与此同时，常玉清一伙也进入各自的位置，做好了杀人的准备。

两股人马在互不清楚底细的情况下，都已进入高度紧张状态。王亚樵因两次刺蒋未成，此次为保一定成功，便亲自来到车站，现场指挥调度。铁血锄奸团的人员以旅客身份设了三道狙击线，确保万无一失。

当火车轰鸣着吐着浓烟进入上海北站时，一切都已经布置妥当。杀机在钢轨上、月台上跳跃着，令知情者微微有些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