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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部刺杀公使嫁祸中国

1931年7月24日。《申报》上刊载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财政部长宋子文偕机要秘书唐腴胪及卫士六人，昨(23日)晨7时由京(南京)乘快车抵沪。宋等下车后出月台，入大厅，过讯问处，在候车室门前，突有暴徒多名抽出手榴弹、盒子炮、手枪向宋猛射，宋之卫士也拔枪还击，一时子丨弹丨横飞，烟雾弥漫，此站大厅忽变成战场。当时正值旅客出站，闻声后四散惊悲，秩序大乱。结果宋氏以身幸免，秘书唐腴胪则身中数弹，于昨日11时30分因伤重殒命……”

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宋子文被刺案。

此事发生，舆论震惊，对这一要案的说法各不相同。确实，刺宋案就当时的情形说，含有不少谜，令人难以解释。

刺客为什么要暗杀唐腴胪呢？他在政坛上只是个默默无名的小卒子，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美国哈佛大学的高材生而已，哪里用得着职业杀手兴师动众地到火车站行刺呢？

按说，刺客行刺宋子文才符合情理。当时，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汪精卫和孙科在广州也成立政府，一山不容二虎，他们正在做着生死搏斗。宋子文权倾一时，是蒋介石的“财神菩萨”，又是大舅子，刺掉宋，等于断去蒋介石的手臂。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到北站来行刺的职业杀手，都有百步穿杨的本事，可为什么不对人所共知的宋子文开枪呢？要知道，宋子文身材比唐腴胪高大，应更容易命中。

刺客是谁？受谁指使？要杀的究竟是谁？

蒋介石与宋子文认真分析一通，排除了政治谋杀的可能，认为是大亨杜月笙一手策划的。

不久前，蒋介石、宋子文和杜月笙谈成一笔买卖鸦片的生意，协议签好后，杜月笙付了六百万现金给蒋介石和宋子文。杜月笙回到上海把此事告诉了黄金荣。之后，杜月笙变了主意，不愿意再做这笔生意了，于是，他向宋子文讨还钞票。宋子文老大不高兴，但碍于面子又不能不还，就推托手头没有现钱，还给杜月笙六百万元政府债券。

这债券哪里抵得上现金？气得杜月笙恨不能一口吞了宋子文。他找来青红帮枪手“行刺”宋子文，但关照好子丨弹丨不能击中宋子文。

杜月笙目的是警告一下宋子文，所以，要了他的秘书唐腴胪的命。

戴笠着手缉拿王亚樵后，很快发现，这起案子又是王亚樵的杰作。当然，还有更深一层的内幕，戴笠当时也没弄清，直到五十年后才真相大白。

且说王亚樵庐山、南京连刺蒋未成功后，心中甚觉得对不起“西南派”的人。此时，王亚樵的故交、粤系国民党中监委萧佛成、马超俊又带来四万元，请王亚樵刺杀宋子文。

“倒蒋必先去宋，乱其经济组织，如同掐断蒋的血管。”萧佛成对王亚樵说。

王亚樵刺蒋未成，心中十分惭愧，现在听说需要刺杀宋子文，觉得倒也是一着围魏救赵之棋，并且可以杀鸡儆猴。当时，全国各地都有“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一门三部长”之说。宋子文官至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并外交委员，又身为“大国舅”，且与美国人关系十分密切，是地地道道的政府“一把手”。

王亚樵受领新任务后，当即在上海蒲柏路大华公寓召开骨干会议，秘密布置。

此次行动方案，依然是分两组同时行动。一组郑抱真指挥南京行动组住进仙鹤街余立奎家，二组上海行动组由王亚樵亲自指挥，租下了上海北站附近的天目路一幢三层楼房作为据点。

当时，宋子文家住上海西摩路141号，每逢星期天即自宁返沪，再于下周一自沪去宁办公。

郑抱真在离京呆了两个星期后，摸准了宋子文的行动规律。他和王亚樵认为在上海北站趁旅客上下车混乱时动手，然后施放烟幕弹撤退。

上海八仙桥附近有一家“和平米店”，是王亚樵出资八千元经费开的，专营淮北船帮贩运的大米，赚了钱作为新成立的“铁血锄奸团”的经费，郑抱真公开的身份即是此米店的老板。他的手下几名伙计中，有一名叫做“小泥鳅”，此人极为活跃机敏，已经打入蛇口的清帮之中，并与日本浪人秘密来往。

为了刺杀宋子文，郑抱真便派小泥鳅去购置烟幕弹。小泥鳅在清帮头子常玉清的兄弟的协助下，用八百元的代价从日本浪人手里弄来了一枚秘制烟幕弹。

在小泥鳅购烟幕弹时，发现还有二枚。经过小泥鳅伶牙俐齿的套近乎，得知这两枚烟幕弹是日本“魔法军人”田中隆吉雇佣常玉清在北站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时用的。日本军人谋刺其驻华公使，似乎有些令人不可思议。但五十年后，重光葵在其出版的《外交回忆录》中承认并揭露了这一事件，这是日本策划侵华战争中的一大阴谋。

1931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垂涎已久的“满蒙”侵占计划已确定，进军侵略的纲领性行动文件《解放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和《一九三一年度形势判断》已下达，发动侵略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但是，日本军方顾虑到：在东北、华北的中国军队数量远超过日本的军队，偌大的“满洲”在短期内怕一口吃不下，引来中国军队的驰援，因此在中国关内挑起事端，使中国军队不能拨足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