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的庐州军政分府却不是这样。从一开始他就撇开了清廷旧政权，另起炉灶，白手起家，在神圣不可侵犯的故李相国享堂建立起了以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权。王亚樵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去和那些顶戴花翎的王朝文武官员和历来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的豪强大户们谈团结，搞什么“咸与维新”。他憎恨他们，蔑视他们，视他们为异类。“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他跟那些大人先生们天生没有共同语言。他有一种不怕孤立的无畏精神。他对革命党人依靠地方旧势力极不以为然。所以，他在筹措经费上就采取了不妥协、不谈判的革命方法，查封李府仓房、当铺、钱庄、商号。

起先，王亚樵的政权只是在东乡、北乡一带活动。后来，当他动员回乡民团，组织农民武装，势力日益强大并向城区发展的时候，孙万乘的军政分府便不能不警觉了。

当时，设于城内大书院的庐州军政分府已经初具规模。孙万乘任军政分府司令。旧知县李维源摇身一变，做了军政分府民政部长，照旧盘踞在他的县署衙门内。旧军官季光恩任革命军标统，袁斗枢为协统，分掌军事大权。合肥的光复，的确是在一种和平、文明的气氛中完成的。有一位外国传教士评论辛亥革命时说：“中国各处光复秩序紊乱，唯苏州程雪楼、庐州孙品骖两处，善维持地方，最为文明。”但实践证明，“最文明”的革命，必然是最不彻底的革命。

在孙万乘等人看来，王亚樵等人的行为当然是不文明的，是一种反革命的捣乱行为。而在绅商各界衮衮诸公看来，大兴集的一伙人简直就是土匪强盗，必欲除之而后快。恰巧，由李府仓房总管刘仿渠领首的几位富绅巨贾，此时向孙万乘的军政分府递上诉状，控告王亚樵等人“聚众为匪，抢劫仓房典当，骚扰地方，无异反对革命”云云。

于是，“最文明”的军政分府有充分的理由向“最不文明”的军政分府大开杀戒了！

孙万乘、李维源、季光恩、袁斗枢等“革命”新贵们经过密谋，觉得王亚樵手下人枪与他们不相上下，在四乡有极大的号召力。他们觉得，要消灭这批真正来自民间的武装力量，不可硬打，只可智取。他们便一面派人放出话去说孙总司令要和王司令共修和好，咸与维新，若两方面兵戎相见，将糜烂地方，为吾辈革命党人所不取；一面发出大红请柬，敦请王亚樵、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诸先生到大书院赴宴，共商庐州军政大计。

这些初出茅庐的草莽英雄们信以为真，便从李府享堂进城到大书院，想通过谈判与孙万乘平分秋色，成立一个团结统一的新的军政分府。

那天，王亚樵因去西乡动员民众，扩充队伍，未能同阵前往。

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三人连警卫也没带，兴冲冲按约定时间来到大书院。谁知三人刚跨进大门，走向二进厅堂，便从庭院各个角落蹿出荷枪实弹的兵勇，把三人围在院中，一一逮捕，加上脚镣手铐，投入县署大牢。

季光恩、袁斗枢一看王亚樵没有落网，便星夜派兵急奔北乡，把王小郢团团围住，挨户搜查，声称捉拿“四和尚”。其实王亚樵在外多日，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他们竟扑了一空。王亚樵此时已从另外的手下人口中得知飞来横祸，便在乡亲们的掩护下藏匿起来了。

第二天，袁协统、季标统二位大人又马不停蹄，亲自带兵包围了李文忠公祠，收缴了所有没有来得及转移的枪支弹药，遣散人员，捣毁了王亚樵的庐州军政分府。旋即，孙万乘以他的正统的庐州军政分府执法部名义贴出布告，将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三人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同时，布告各州县对王亚樵发出通缉令。

王亚樵的父亲王荫堂先生和母亲梅氏夫人都是老实巴交、胆小怕事的乡村百姓，现在不知道儿子闯下什么大祸，日夜担惊受怕。忍无可忍，王荫堂只好带着妻室家小，离开王小郢村，全家迁居皖东全椒县青岗集避难。他想起王亚樵降生时的一幕乌云遮目的往事，当时，有人说是“黑虎星下凡”，难道真是的吗？不然，他怎么会闯下这么大的灾祸？

再说王亚樵得知李元甫等人被捕杀后，悲愤填膺，仰天长叹。但是他手下的队伍已被孙万乘缴械，人员被收编遣散，虽然咽不下这口气，却也无可奈何！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决心逃出虎口，保存自己，来日东山再起，为死难的战友们报仇雪恨。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王亚樵离开合肥乡间，取道全椒，看望了一下避难的父母，便马不停蹄地奔南京去了。

南京，这个六朝的古都，此时已经光复，现在正是全国革命的中心。

来到南京，王亚樵找到当时任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柏文蔚，决心在革命大潮中一显身手。

柏文蔚，字烈武，清光绪二年闰五月十七日(1876年6月8日)出生于安徽省寿州(今寿县)南乡柏家寨的一个书香门第。王亚樵一生中，与他交往颇多。

早在幼年，柏文蔚就习读《山海经》、《尔雅》及各类经书，由于聪颖过人，往往过目不忘。他还常常带领小伙伴们模仿军人摆阵操练，如九子连环阵、八卦阵、方城阵等。他边指挥边对大家说：“要杀尽一切恶人及贪官污吏。”在这一点上，王亚樵与他可谓是心有灵犀的。

王亚樵当时系一热血青年，跟着柏文蔚北伐一段时间后，也从前线退回南京。形势的发展，令他十分失望。

正在苦闷间，王亚樵结识了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江元虎。

江元虎，原名诏铨，别号康瓠，江西弋阳人。早年，他曾任过北洋编译局总办、《北洋官报》总纂、刑部主事、京师大学教习、法部员外郎等职。1901年起，江元虎多次赴日本和欧美留学、游历，接触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并结识了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极有研究的陈翼龙。

1910年8月，江元虎在上海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出版《社会星》杂志。1月5日，陈翼龙和江元虎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社会党。

该党的政纲是：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开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者；专征地税，罢免其它一切杂税；限制军备等八条。

社会党的基本党员是惜阴公会、《天锋报》馆、女子进行社等团体人员及部分失业群众。

社会党拥护共和，抵制君主立宪，支持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竭力实行民生主义；呼吁男女平权，这些举措使王亚樵感到与自己内心的愿望相吻合，便毅然加入了社会党。同时，他还将友人许习庸、洪耀斗、丁鹤龄等也介绍进社会党。

再说柏文蔚做了安徽都督后，励精图治，努力发展教育、实业和交通。在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等人的协助下，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政策，积极推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鼎新资产阶级革命政权，革除封建社会的遗留弊端，仅几个月时间，全省形势便逐渐好转。

流亡南京的王亚樵、许习庸等人被本省形势所感染，于1912年9月回到了安徽，分头前往各县发展党员。他们的口号是：“锄强抑暴铲富济贫，人人有饭吃有衣穿。”

王亚樵受江元虎之命，担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他领导同仁先后在巢县、合肥、怀宁、芜湖、全椒、滁州等二十余县成立县支部。不到半年时间，发展了社会党员七八万人。

于是，王亚樵征得江元虎同意，将社会党安徽支部改为安徽总部，总部设在合肥撮镇夏家祠堂。

1913年初，主张实行政党政治的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南下演讲，宣传实行责任内阁制，以遏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3月20日，袁世凯指使国务总理赵秉钧雇佣杀手在上海车站将宋教仁杀害。宋教仁的鲜血唤醒了国民党中大多数人的觉悟。孙中山提出立即武装讨袁，发动“二次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