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炮声在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中秋节后四日）震撼了武汉三镇，也震撼了中国和世界。安徽这个有着悠久革命历史的省份，形势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
省城安庆的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到合肥。青年王亚樵禁不住高声欢呼：“光复神州，此其时矣！”他来团防局的这些年，犹如困兽之渴望冲出牢笼，一直在等待这一重大的历史性时刻。这一年，王亚樵已成长为一个勇武刚强而不失书生风度的血性男儿。
早在1907年王亚樵到李元甫的团防局任职不久，7月间发生了光复会领袖、安徽巡警学堂监督（校长）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案。与此同时，鉴湖女侠秋瑾在浙江绍兴响应起义，因事泄被捕。第二年，安庆又爆发了熊成基起义。到1910年3日，汪精卫、黄树中等人又在北京密谋炸死摄政王载沣。这一系列令中外瞩目的政治事件，不时地激励着王亚樵。“宝剑寻头饮，毛锥得墨飞”一联正是在这一时期酝酿成句的。
安庆光复的枪声打响后，王亚樵从众兴集赶到东北乡二十埠北边榆梓坎村许家庄园，想和老世伯许亭先生打听一下在南京求学的少年同窗许习庸的行踪。正巧，许习庸刚从南京归来。两人相见，大喜过望。王亚樵见许习庸虽经旅途劳顿而精神振奋，便问道：“南京光复了没有？”
许习庸说：“一言难尽。我是九死一生从间道逃回来的。”
王亚樵大惊，忙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许习庸忙把南洋高等专门学堂的同学们在南京攻城战役中与张勋的“辫子军”展开肉搏，前仆后继，奋勇杀敌，自己陷入重围，后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王亚樵听后赞叹道：“想不到你们南高学生中的会党同志们如此英勇血战！谁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现在你既然脱险返乡，来得正当其时，我们就一起干吧！目下庐州（合肥县城系庐州府所在地）人心思变，我们立刻把同志者集合到一起，建立军政府，光复庐州！”
第二天，王亚樵召集了唐幼文、朱瘦梅、洪耀斗等挚友，在榆梓坎村许习庸家庄园水囤子内西书房秘密集会，分析当前国内及皖省革命形势，商讨对策，响应武昌起义。王亚樵在会上慷慨陈词：“大丈夫建功立业流芳百世，小丈夫求名利与草木同朽。驱逐鞑虏，肇建共和，是吾辈同志初衷。如今风云际会，男儿建功立业，更待何时？”
在“四大和尚”之列的唐幼文、郑益庵等人也纷纷表示首肯，决定在庐州宣布独立。
此时，正是吴旸谷亲率各路民军攻克安庆、安徽宣布独立之时，革命党人公开积极活动，清廷各地驻军巡防营大半起义反正。地方官吏或弃城而逃；或利用革命形势，宣布独立，抢夺领导权，侵吞革命成果。革命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微妙形势之中。
王亚樵最后说：“现在庐州的局面是群龙无首。会党同志此时必须出来控制大局，跟武汉、上海遥相呼应，早日光复全省，我辈当义无反顾。几年前，春阳（吴旸谷）先生介绍我入同盟会后常有言，一旦天下有事，革命时机成熟，他若不在家乡，则合肥诸同志务必立即起事响应，不可坐失良机。现在春阳先生远在安庆，擘划军机，无暇北顾。此间大业，全赖在座诸君了！”一席话说得大家颔首称是。
于是，分头行动，联络同志，组织地方武装，争取四乡开明绅士，动员广大农民群众。
到11月间，王亚樵联络了手中握有武装的李元甫、邑人秀才王传柱、李府族人佃户李小一以及张朝阳等人，会同郑益庵、朱品朝、唐幼文诸同志，聚会于合肥东门外大兴集李文忠公祠（俗称李鸿章享堂），成立庐州军政分府，宣布庐州光复。
当时，许习庸接到老同盟会员柏文蔚的电令，前往蚌埠柏的军部去了，未能与会。
合肥民众闻讯奔走相告，热烈响应。王亚樵拥戴李元甫为军政分府司令，自任副司令。革命政权成立后，李、王二司令立即下令驱逐地方官吏，查封李府仓房、当铺、钱庄，充作革命军饷；一面开仓赈济贫民，在城乡贴出安民告示安抚阖邑百姓，通告士农工商，各安其业。
庐州府的光复在安徽辛亥革命运动中无疑是一件大事。革命党人本应不分畛域，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一致对外。但是，武昌起义事起仓促，孙中山先生远在海外，国内各地同盟会同志或因消息阻滞，或因缺乏联系，无法制定一个通盘计划，当然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加之地方上的满清官吏从中拉拢、挑拨，甚至搞假起义、假光复，致使革命党人中因争权夺利而阋墙内讧，甚至酿成自相残杀的悲剧。黄焕章在安庆杀吴旸谷的悲剧，在庐州又重新上演一番。
庐州的悲剧，在光复之初就注定了。
原来，几乎与王亚樵成立庐州军政分府同时，另一同盟会会员孙万乘也在合肥城内大书院成立了庐州军政分府。而后者的来头要比王亚樵大得多。
孙万乘，字品骖，原是湘军统领孙海山之子，出身将门，比王亚樵年长十多岁。他于1904年进芜湖安徽公学，翌年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受上海同盟会总会派遣回合肥担任同盟会合肥分会的负责人。孙万乘是一介书生，手无寸铁，只是个光杆司令，因此，他不得不依赖地方的满清军政要员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以求不动干戈而光复庐州，避免糜烂合肥城。
当时，合肥城内的军政绅商各界头面人物有：庐州府知府满人穆特恩；清廷庐州驻军绿营都司常向春；合肥知县汉人李松圃；安徽地方武装巡防营管带季光恩；庐州总团练长袁斗枢；合肥豪绅李国松等人。其中李国松是个炙手可热的豪门代表人物，李鸿章老相国的近房侄孙，而且是以在籍四品京卿的身份担任着合肥宪政筹备自治会总办、县商会会长。在合肥凭借其门第而声名煊赫于乡梓，大小文武官员无不仰其鼻息。
同盟会员李弘绪、王兼之等人本希望劝说他们顺应潮流，赞同革命，维持地方秩序。当庐州中学学堂的学生敢死队把丨炸丨弹（实际上是纸包的柑橘）运进知府衙门时，竟把穆特恩和常向春吓跑了，李国松也连夜溜之大吉，躲进上海外国租界。
几位官绅满汉大员一跑，合肥知县李维源被迫表示同情革命。巡防营管带季光恩虽拥有新式毛瑟枪二百余支，此时因失了主宰，不敢轻举妄动，只得同总团练长袁斗枢一道听从革命党人劝诫，率部归顺革命。
因此，孙万乘不费一枪一弹而光复了庐州。
两府对峙的局面形成后，两个并存政权之间的矛盾首先当然表现在政治方面，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利害冲突。
早在光复前夕，人心浮动，田赋钱粮滞纳甚多，故而县库空虚。此时城内军政分府成立之初，广设机构，改编军队，财政开支浩大，不得不向地方绅商筹款。当时合肥东大街几户钱庄如德和庆、鸿义发、益兴隆诸字号内的李(鸿章)府内存款全部被冻结，凡李府投资入股各商号的钱财物资，亦予查封，悉数充作军政经费开支。各户钱庄均用笆斗盛装银元由枪兵护送，运到军政府。
孙万乘这时所依靠的是旧地方官吏和清廷地方武人。他向豪门大户筹款，是与官绅双方达成某种默契和谅解的。实际上就是，旧势力在经济上支持“革命”，革命政府则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