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元璋的节俭问题，我们在上卷中早已经说过。由于深知创业艰难，所以他做了皇帝以后依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这应该也与他的农民本色有一定关系。

朱元璋对于自己的要求是这样，他对于其他人的要求也是这样，他的理念总来都是这个国家的基本方针。

话说有一天退朝后，朱皇帝就发现有两个太监穿着布靴子在雨中行走，于是他当即就怒了，便把二人叫过来责备了一番：“一双靴子虽然看起来没什么，但也是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他们要做一双靴子，也不是一朝一夕就成的，你们为什么如此不知爱惜呢，乃至暴殄（天物）如此？”随后他便又命左右将二人暴打了一番，给他们长点记性。

这还没完，过了一段时间后，朱皇帝又就此事对侍臣们说道：“朕曾听说元世祖早年见有侍臣穿着花靴子的，于是就责备他们说：‘你们拿如此完好的皮革做成这种奢侈的东西，难道不觉得浪费东西和人力吗？’元世祖的这番心意多值得推崇啊①，大抵为人尝历艰难，则自然节俭，若习见富贵，未有不侈靡者也。”

过后，朱皇帝又“因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这样除了可以让百官少些感冒风寒，也就可以把他们的衣服、靴子等都保护好了。

①其实前面也已经说过，忽必烈的察必皇后也是以节俭贤德出名的。

其实，节俭并非朱皇帝所独有的德行，也并非中国的创业之君们所独有的，中国的皇帝大多还是非常节俭的。

比如宋朝的皇帝就很节俭，包括那位名声不是太好的宋高宗赵构，尽管其还纵容臣下奢侈；宋徽宗起初作风也比较朴实，只是后来在蔡京等奸臣的怂恿下才大手大脚起来。

我们其实不难理解，中国的皇帝必须要节俭，起码要做出节俭的表率，因为皇帝一旦奢靡，就很容易带坏社会风气，以至给全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加剧政治的腐败。汉武帝、唐玄宗都是如此，汉、唐国势的由盛转衰，就与他们这种过度的奢侈有密切关系。

连孟德斯鸠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就曾说道：“中国正相反，妇女生育力强，人口繁衍迅速，所以土地无论怎样垦植，只可勉强维持居民的生活。因此在中国，奢侈是有害的，并且和任何共和国一样，必须有勤劳和俭约的精神。”

其实他更多的可能是参照的清朝的社会情形，不过中国自北宋以后人口都曾突破过一亿大关，人地矛盾已经比较突出，但只是以清代为最！

到乾隆末期，中国人口已然突破有史以来的3亿大关，于是那位被今人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清代学者汪士铎，便于1855年在其《乙丙日记》中如此悲哀地记载道：“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

人口过多确实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悲剧，因此也才更显出节俭的好处。作为一种传统美德，我觉得它也是值得大力发扬下去的。

不过值得一说的是，经济学上有个“节俭悖论”，以为节俭就减少了消费，使得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但是事实上可能并不尽然。

在朱元璋那个时代，节俭可以使得皇帝（国家）减少对于民众的剥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老百姓的经济负担。而以我们今人言之，我们平时可以把钱积攒下来进行更加长远、合理的消费，比如多买些书籍之类，其实这也等于是一种变向投资；或者你若有钱，就尽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个世界上目前还有足够多的需要得到帮助的人，这其实也是一种变向的消费——而且减小贫富两极分化，于社会长远有利，是政治、经济的良性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总之，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一些消费的好处，要作长远计：无论于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而言，适度的节俭都是有好处的，尤其对于人的道德修养而言。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巴斯夏在其名篇《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中就说：“节俭从道德上要优越于奢侈，这是无可争辩的。令人欣慰的是，从经济的角度看，节俭也同样是优越的，不管是谁，只要他不是仅仅考察事物的直接效应，而是探究其深层效应，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本就是我们民族的古训，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做得就很突出。

据曾的幕僚赵烈文于同治六年（1867）的日记中说，曾有一天穿着“佛青洋呢面布里琵琶襟，极短而小，盖寒士所不屑衣者”，以至于赵竟“为之太息不已”。

而今，凯恩斯主义已经被历史证明是过时的理论了，但钱究竟怎么花，确实仍值得好好探究。经济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它的实际意义，远比我们生活中对它所产生的的直观印象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