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去年的（1360）七月，陈友谅部守备浮梁（今江西东北）的院判于光、左丞余椿二人，他们与饶州的幸同知（官名）有过节，以至闹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结果，幸同知被打跑，于光等人见惹了祸，便派了人来向朱老大请降。朱老大命他们仍旧在浮梁坚守，很快陈皇帝便派了其手下参政侯邦佐率军来攻打浮梁，于光等人不支，纷纷败走。于光一人独自骑马到了应天，他在龙江见到了朱老大，最后被授予枢密院判官，接管徽州永平翼的防务。
到了这年（1361）夏天，雄峰翼分院元帅王思义攻克了鄱阳湖附近的利阳镇，后来他便与邓愈的大军会合于三洞源，准备攻取浮梁。
后来，邓愈大军久攻浮梁不克，朱老大闻讯后便派兵前往支援。八月时，浮梁终被攻克，敌守将侯邦佐等弃城走。
与此同时，也传来了坏消息：安庆重镇失守了！
攻陷安庆的敌主将正是陈皇帝手下的大将张定边，显然陈皇帝这次出兵是下了血本的。当安庆守将余元帅等逃奔应天后，虽然有常遇春等人求情，可朱老大仍旧命人将他们全部处死了。因为不能开这个先例，这也是朱老大自己跟常同志等人说的。
安庆一失，长江上游的防守便又出现了很大的漏洞。朱老大本来还担心西线的敌人不好对付，不能轻易派出主力前往征讨。但是，先前“先南后北、先西后东”的统一战略既已大体制定出来（其中有刘基的功劳），后来他又听可靠的人说陈家军不过是纸老虎而已，军心其实非常不稳。
因此，朱老大才毅然决定亲率主力伐汉。这一来，就又有好戏看了。
不得不指出的是，此系其生平第一次决定对西线主动（大规模）用兵，先前的思虑、准备自然是非常审慎和细致的。
6、哥儿只是个传说
不管是打仗也好，搞公共工程、给官吏们发工资也好，哪怕是居家过日子也罢，离了一个字就都玩不转了——这个字就是“钱”！
为了增加税收，开辟财源，先是中书省向朱老大建议征收酒、醋之类的税费，结果被采纳。到了至正二十一年的年初，在众人的建议下，朱老大又命李善长等人专门制定了盐法、茶法和钱法等，以从根本上保证财源之活水。这也是一个政权的长久之计，既从制度上规范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又能够促使这个政权得到稳固。
首先，按照盐法的规定：严禁贩卖私盐，并设官盐局进行专卖。这也是历来所有政权都要采纳的方法，不过只是税率有高有低而已。朱氏政权这边令商人贩运，只以二十分之一取税，后来才一度增加到十分取一。
茶法也是一种专卖政策，其规定：商人到产茶区买（贩）茶，必须向政府缴钱买得一定的贩茶之凭据——茶引（类似盐引）。每引茶的限额为100斤，需纳钱200文，不足一引的则叫畸零，发给“由帖”。如果没有引和由帖，或者茶数与引、由不符，就叫私茶，准许他人告发或直接逮送官府问罪。
当时，政府在宁国府和溧水州都设有茶局批验所，专门来批验引由、检查茶货。茶法还规定，凡私茶出境或关隘放私的，以及用过引由不及时缴还（重复使用、假冒）的都将处以重罪。显然，这是与商人争利的一种手段，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也是解决财政困难的必要措施之一，就形同后来的湘军在自己的活动区域内设置“厘局”。
只是不同的是，湘军征收税费的权力是有限的、暂时的，地方财权仍旧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手里，所以有时候湘军的军费严重不足，将官们便极力鼓动兵卒们去烧杀抢掠。想当年为了钱的事，曾国藩没少吃苦头。而这个时候就显示出独立政权的巨大优势来了，它们不仅牢牢地掌握着地方财权，还能铸造和发行自己的货币。
这便是有关“钱法”了。所谓钱法，就是指政府设局铸钱。元代的货币交易本来使用的是钞，也就是我们现在通用的纸币。起初，这种纸币用金、银、丝等硬通货作钞本，发行有限额，还可以转兑金银，信誉还是身高的。但是，越到后来政府的财政赤字越高，印钞的相对数量也就不免随之增加，以至钞票愈来愈贬值——贬值的极限就是导致经济的崩溃，纸币彻底变成废纸。
也正如我们前面所提过的，为了解决元末巨大的财政困难，元廷便开始采取了不顾其他一切的“超级通货膨胀”政策。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前夕，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都是一片凄凉、萧条之象，但唯一日夜忙碌的正是印钞行业——大元朝廷就是他们的榜样，印钞工人们加班加点、日夜赶造，以致船装车载、舳舻相接，弄得到处都是钞票！也最终彻底搞跨了经济。
这些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发生在六百多年前的中国，也算是当时世界上的一大独特经济奇观了。
后来，元廷为挽救经济又转而铸钱，但此钱整得很“山寨”，质地脆薄，易于损坏，根本不被市场所认可，也就无法流通。闹到最后，民间只好又退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这是至今人类都在不断重演的悲剧。如此一来，既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更无从谈起什么“从数目字上管理”，无法估计GDP）。
而就在江南社会初安、生产日渐恢复以后，李善长便开始建议朱老大发行铜钱，以促进货物流通，增辟财源。
到了至正二十一年二月，朱老大就批准了在应天设立宝源局，正式铸钱。其所铸造的“大中通宝”铜钱，以400文为一贯，40文为一两，4文为一钱，当年共铸431万贯，并可与历代制钱通用。这一办法显然是于繁荣经济有利的，政府也从中得了利。
财源、财政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以后，朱家军的整个军需供给的状况也就一步步地转向了正规，自然军队作战也就更有干劲了。士兵们拼死拼活为了什么？还不都是为了混一口饭吃。
时光如箭，转眼间已经到了这年（1361）的八月，元将察罕帖木儿（又名李察罕）那边已经攻占了大宋政权的都城汴梁，朱老大为慎重起见，不得不先行派出使节到他那里通好。
这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等人，就跟后来靠镇压太平天国而起家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是一样的，所不同是对朝廷的忠诚程度。当时察罕帖木儿正用兵山东，他已经成功地招降了田丰等部，其势力颇盛。朱老大是想借机试探一下他的态度如何，他已然发觉：这个李察罕有军阀本性，有私心，正可利用。
朱老大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当西线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时，北线再出现大漏洞，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他得为自己留出一条后路，以作为缓兵之计。
先是，那个投降过来的于光率军攻打乐平州（在江西东北一带）得手；接着东线又传来消息说，胡大海部将张英恃勇轻进至绍兴城下，因遭遇伏兵而被杀，胡大海围城甚久，不利而还。
这些目前都是无碍大局的小事，胜利不须骄傲，失败也不值得气馁。朱老大正在加紧筹备以水师亲征陈友谅的大事。
前段时间，当那个李明道被朱文忠送交至应天后，朱老大于是便跟他了解情况。李明道具实以告：“陈伪主自从篡弑（徐皇帝）以来，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擅权者多，骁勇之将如赵普胜者，又忌而杀之，虽有众，不足用也！”也就是说，哥儿只是个传说而已，根本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大、那么可怕！
就在出师之前，朱老大还抓住了陈皇帝的软肋，就此告谕诸将道：“陈友谅贼杀徐寿辉，僭称大号，此乃天理人情所不容！偏他又不度德量力，肆骋凶暴侵我太平、犯我应天，既自取祸败，不知悔悟。如今他部又以兵攻陷安庆，观其所为，不灭不已！你等当各厉士卒以从。”
这也等于是向诸将下达了动员令，朱老大这边话音刚落，只听徐同志附和道：“师直为壮，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也就是说道义在咱们这边，“理”之所在，将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