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胡大海又率军攻克了休宁，并向婺源挺进。就在这时，元将杨完者率兵十万想要收复徽州，胡大海闻讯后立即回师，并与元军大战于徽州城下，结果大败敌军，杀其镇抚李才，主将杨完者遁逃。
关于这个杨完者倒是还有一首民谣道：“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这里的“泰州张”正是说的张士诚，因为老张的部下多能爱护百姓，所以老百姓对他是虽死而无怨；可是这个宝庆人的杨完者，却是个残害百姓、无恶不作的家伙，老百姓恨死了他，就算是侥幸在他手上活下来，也不会谢他的恩。这就是民心所向。
这年九月，元婺源州元帅汪同因与守将不合，结果竟向朱家军迎降，朱老大维持了他们原来的官职。不久，元江浙平章夏章等来降。
这年十月，经过一番准备，常遇春率廖永安等自铜陵进攻池州，廖永安率军离城十里扎下营来，而常遇春则率领水师直抵池州城下，对城池展开了围攻。自早晨战至下午，池州北门被攻破，朱家军随即杀入城内，敌众见势败走。黄昏时分，敌方派来了战船百余艘来挑战，结果也同样被击溃。池州就这样被完全平定下来。
不久之后，镇江对岸的扬州也被元帅缪大亨等人攻克。青军元帅张明鉴领其部将投降。
话说初时的时候，张明鉴等人聚众于淮西，以青布为号，名“青军”，人呼为“一片瓦”。他的手下有个名叫张坚的，其人颇为骁勇，善用枪，又号“长枪军”。这张部的人马一向暴悍，专事剽劫，搞土匪、流寇主义，由含山、全椒转掠六合、天长至扬州，百姓深为其苦。后来元廷的镇南王孛罗普化奉命镇守扬州，他成功地招降了张明鉴部，这才稍稍遏止住了张部的强bao行为。
到了次年的三月，扬州也出现了粮荒，于是张明鉴等人便又开始蠢蠢欲动，他们游说镇南王道：“朝廷远隔，世事不可预知，而今咱这城里粮食匮乏，大伙也就是失了生活的保障。殿下您乃是世祖皇帝（忽必烈）的后代，应当正大位②以为我辈之主，然后出兵南攻以打通（江浙的）粮道。不然，人心必变，祸将不测！”
姓张的这伙人是怂恿着镇南王同元廷分家啊，真是居心叵测。这镇南王当然不敢依，于是仰天大哭道：“你等为何不知‘大义’二字？若是我从了你等之言，我将来还有何面目在宗庙中面见世祖他老人家的灵位……”
镇南王便让他们退下，可是姓张的这伙人却硬是不从，居然呼噪而起，倒来了个鹊巢鸠占，把个镇南王给生生赶出了城，自己倒俨然成了一城之主了。当镇南王走至淮安的时候，正巧被当初的那颗“老鼠屎”赵均用碰上，结果他倒被老赵等人给劫杀了。
自打这姓张的这伙人占了扬州城之后，凶暴益甚，因为粮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结果他们竟吃起人来，“日屠城中居民以为食”，最后待到有人来统计户口时，城中竟只剩下了十八户人家。因此，当朱家军来攻时，张明鉴等人明知敌不过，于是便率其部数万人、战马二千余匹投降。
对于像张明鉴之流反复无常、恶贯满盈的人物，朱老大当然得想点法子防范他们。于是，张明鉴及部下一干将校的妻子儿女们都被送至应天作为人质。
后来扣押将士的家属作为人质也成了朱老大控驭前线诸将的主要手段之一，不过此事也有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激起了一些将领的不满。比如邵荣和赵继祖的谋反就与此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们眼看着朱老大可以在应天城里妻妾成群，但他们却长期不得与家人团圆，难过之余，自然也会心理大不平衡。
然而世事总难两全，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或许正是不得已之处。以后，以偏补弊、矫枉过正的事情，朱老大还会做得更多，尤其体现在治国上；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更好的法子，“是药三分毒”，是治病 的方子就必有副作用。
② 指自立为帝。
5、两手都要硬
大凡组建一个政权，都要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军和民。即使是在战争这一非常时期，“战时体制”也并不意味着只抓军事而不抓民事，因为这两者实则是一体关联的。军政与民政就像一辆大车的两只车轱辘，那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政权的领导人才应该坚持这一基本原则：军、民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到了至正十八年（戊戌）时，朱家军已经在江南地区初步站稳了脚跟，下一步他们除了继续跟敌人拼刀枪、拼勇力之外，更重要的也是拼消耗、拼后勤，这一点从拼补给的现代战争中更容易体现出来。
时当天下大乱之际，兵员众多，其他之类的脱产人员也不少，而且农时也往往会因战事而耽误。所以，即使富足如江浙，也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为此，粮荒的老问题又缠上了朱同志，况且朱家军的规模也已不下二十万之众，当是渡江前的数倍。想当年曹操在山东的时候，面对一派哀鸿遍野的凄凉、萧索景象，他又是如何解决粮食问题的呢？那就是“屯田”的法子。因此，也有属下把这一法子向朱老大做了推介。朱老大认为不妨一试，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强，可惜目前只能小规模地搞一搞，因为军队大都还在前线。倒是派些专人去地方上指导、督促老百姓抓紧农业生产，这才是当务之急。
于是他便任命了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让老康专门负责这件事。就在老康走马上任之前，朱老大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近年因为兵乱，各处的堤防、水利年久失修，已不堪使用；老百姓也多废弃耕作，四处游食为生。而今专设营田司，正是为着修筑堤防、加强水利的……你看这些年军需用度也很大，理财之道，还应以农为先。如今春作就要开始，咱考虑着旱涝不时或有，再误了农事，所以才命你等分巡各处，务使蓄水、泄洪得其所宜。”
最后，朱老大鉴于历来官吏的扰民、害民举动，不得不再三叮嘱老康道：“大抵设官都是为了老百姓好，而不是去妨害他们，如果有司出现增饰馆舍、迎送奔走之类的扰民、害民举动，那绝不是咱的本意，你等还应好好体会咱的心意！”老康于是会意而去。
另外，对于司法工作朱老大也没放松，他任命了单安仁为提刑按察司副使，并命提刑按察司佥事分巡各乡县，让他们对于那些一干在押的罪犯从轻从快发落。
在去年的时候，朱老大就曾下令释放一干轻重罪囚。他在敕令中说：“天下干戈未宁，人心初附，民有冒犯禁令者，被拘禁于有司，着实让人怜悯。故而，自今年十二月二十日天黑之前，官吏军民有犯法者，罪无轻重皆释（放）之，敢有复言其事者抵罪。”这实为收揽人心之举。
为此，当今年朱老大又要搞大赦时，一干左右便不免有人说道：“去年释罪囚，今年又如此这般，只怕用法太宽，这样人就不惧怕法律的威严了。一旦法制纵弛，他日将无以为治。”
朱老大却道：“不然。用法如用药，药本来是用来救人的，而不是用来杀人的，如果误服，倒可能会伤及性命。法律的本来目的也是保护人的，而不是杀人，一旦用刑太过，则必然要伤及人命……百姓自兵乱以来，刚刚经历过一番战乱、流离的创痛，如今他们既已归附了咱，咱还当好好安抚他们。在这其间，难免会有人误触法网，难道就要因此而将他们法办吗？大抵治狱的原则，还应当以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自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
想当初，唐太宗纵囚时可能也是这样考虑的，因为隋末唐初的乱离之世，难免有人会为了求生铤而走险，但你若宽待他，并给他一碗饭吃，他也仍旧不失为一个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