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泰定元年（1324），“两浙及江东诸郡水、旱，坏田六万四千三百余顷”；陕西自泰定二年至天历元年（1328），“不雨，大饥，民相食”；至顺元年（1330），广德、太平、集庆等路饥民凡数百万户；元统元年（1333），“大霖雨，京畿水平地起丈余，饥民四十余万”，“黄河大溢，河南水灾，两淮旱，民大饥”……至正十九年（1359）“山东、河东、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民大饥”，“蝗自河北渡汴梁，食田禾一空”……
再加上元廷赈救不力，致使灾害的影响进一步形成恶性循环。
到处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到处都传诵着预言即将改朝换代的童谣，如河北童谣：“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河南童谣：“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淮楚童谣：“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年国。”这些童谣中的很多后来都曾被朱元璋加以利用过，因为它们在愚昧的民众中的煽惑力是相当惊人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揭竿而起的造反事件开始不断发生，有些造反者的旗上干脆就写着这样苦痛、无奈的心声：“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不造反是不可能的，只要造反的死亡系数低于坐以待毙，老百姓就一定会对造反（革命）趋之若骛——只要吃不上饭就一定造反，管你是谁，管你什么“和谐社会”，所以连朱元璋称帝后也是苦于各地农民起义不断，这是由于明初征伐过多、没有及时休养生息造成的——有人曾统计过民国时期的一些强盗、土匪的死亡率，概率还不到40%，而大多数普通平民的死亡系数却要超过50%，所以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土匪窝了，尤其像东北、山东、河南、四川等地。
显然，人祸是改朝换代的必然推动力，但也不能忽视天灾的直接作用，比如像明末的情形：明朝的自然灾害之巨、危害之烈堪称中国历史所仅见，衰世多妖孽，像著名的“天启大爆炸”就发生在明末；崇祯年间也是天灾频仍，惨烈程度旷古少闻①，到北京城快被李自成军包围时，还又爆发了一场巨大的鼠疫，最后搞得北京城明守军死亡殆尽，以至无力抵抗。
假使只有个别地方造反，政府还尚有余力镇压，可若是全国造反者四面开花，政府就要捉襟见肘了。直到至正十一年，一场席卷全国的起义风暴才终于酝酿形成。
① 这应该是当时土地开发过度所导致的生态破坏，及气候变迁等因素引起的。最近有消息说近几年中国要进入一个天灾频发的时期，这大概就是气候变迁的征兆，大家可要有心理准备。
流民图
补充如下一段：
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元朝官吏的无耻之尤，因为这帮家伙是历代学识、修养最差的。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为什么还那样痛恨官吏，就是这时候落下的病根，还有一生都抹之不去的心理阴影——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非常软弱的一角，在那沉沉的暗夜里，在那不安的睡梦中，大皇帝又变回了从前那个不起眼、可怜兮兮的朱重八，在那帮横着走的官儿老爷们面前，他小子仍是大气不敢出。但是噩梦初醒后，朱重八又变成了那位大权在握、很黑很暴力的老皇帝，他的牙缝里只强挤出一个字：杀！
2、废物是怎样练成的
就像明崇祯皇帝一样，一开始的时候，乍看元顺帝都不像是一位亡国之君。他老兄也曾有志于帝国中兴，也曾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好少年。可是后来，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少年顺帝即位之初，正是祸不单行之日，当时他处于两大权臣燕帖木儿和伯颜的势力包围之中，皇位的巩固、身家性命的保全尚需时日，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和力量来实现自己那些诸如振兴纲纪、整顿和刷新政治的不凡意图了——这符合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政治上的长期失意和被冷落使他学会了忍耐和等待时机，不动则已，动如脱兔；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顺帝继位的第三年，他就改年号为“至元”（后来又改为至正）。“至元”乃是元世祖忽必烈曾用过的年号，顺帝今番把这个古董再次拾掇出来，无非就是要向全天下表个态：我要做蒙古主义的接班人，我要实现大元的伟大复兴。
也就是在至元元年（1335），顺帝老兄巧行借刀杀人之计，先是假伯颜之手除掉了燕帖木儿，接着又启用和培植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年轻官僚脱脱。脱脱本是伯颜的侄子，但他和伯颜却不是一个鼻孔出气，他在政治上不愿与伯父同流合污，所以顺帝正是在新秀脱脱的支持、辅佐和配合下，又顺利地除掉了伯颜。
伯颜这个狂夫有必要说一说，当初这厮见汉人的反抗越来越厉害，有一次竟向皇帝提议杀光“张、王、刘、赵、李五姓汉人”——如今这五大姓的人口加在一块就得不下3亿，再连带他们的亲戚，怎么说也得占到全中国人口的一半。元朝的总人口大概在8000万左右，伯颜这厮几近敢与天下为敌，那勇气真是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
而脱脱少而有志，他深受中原汉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的熏陶，眼见元廷大厦将倾，脱脱同志总想有一番作为。先前，他并不因伯颜权势之重而为人骄横，相反却常常以此为忧，曾经有一次他就对自己的父亲说道：“伯父大人骄纵已甚，看来是没得救了，万一哪天天子震怒，那么咱整个家族都可能保不住了，而今不如早作打算，早早弃暗投明。”也就是说，他早想扳倒自己的伯父了，这算是和顺帝想到了一块。
除掉了不靠谱的伯颜后，这样顺帝老兄的统治才渐渐巩固起来。后来，他重用脱脱，任命其为丞相，开始了政治上一系列的更新和改革，史称“脱脱更化”。 顺帝老兄这个头开得实在是漂亮，但可惜的是，元朝这辆破牛车此时已经不堪任何颠簸了，似新鲜空气一般的“脱脱更化”，不如是日薄西山的大元王朝的回光返照……
脱脱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兴文治、整顿吏治和发展经济，兴文治方面，比如恢复科举，《宋史》、《辽史》、《金史》也就是此时在脱脱的主持下才开始加紧编修的，虽然晚了一个世纪，虽然质量有些问题，但总算聊胜于无吧。
脱脱做事的初衷自然是好的，但大元的病体受不受得了他所开出的药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至正十年（1350）时，为了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脱脱采纳左司都事武琪的建议，变更钞法，也就是发行新的钞票以取代旧的。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就如同先前金末的“交钞”一样，大元新钞也由于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像今天人们所谓的缺少金、银之类的硬通货做底子），那时也无法统计GDP，新钞的发行量也就没有依据，所以变钞的失败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了。而金融危机的出现，自然又加重了国民经济的紊乱，比之“失去的十年”更严重的后果，自然就是酿成了“失去的元朝”。
凡偶然之事必伴随必然之理，凡必然之势又必由偶然之事触发，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飓风般的元末农民大起义，也需要某一个地方无辜的蝴蝶哪怕轻轻扇动几下，来一次爆破也许效果更佳。
至正十一年，元廷征集数十万民工，并任命当时的工部尚书贾鲁为总治河防使，负责修治黄河。修黄河这本来也是一件好事，但一经元朝官吏之手，立马就神奇般地变成了害民的举动——他们大量抽调附近劳力治河，遂使农民耕作误了农时，以至影响了农民收入及吃饭问题，妨害了民生；同时，在修河过程中，这帮蛀虫还乘机敲诈勒索，弄得民不堪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