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生前身后名

澶渊之盟后，杨延昭不得不在“碌碌无为”中渡过了他的晚年，大中祥符七年(公元l014年)正月初七，这位威震敌胆的将军壮志未酬，与世长辞。

《宋史•杨延昭传》中称他“智勇善战，所得俸赐悉以犒军，未尝问家事。性质素，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寒不冒絮，暑不执盖，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摊功于下，人乐为用。在北边二十余年，敌惮之，目曰‘杨六郎’。讣闻，上嗟悼，遣中使护榇而归，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官其三子，其常从门客，亦试艺甄叙。”大致的意思是说杨延昭善于作战，有勇有谋，所得到的赏赐没留在家中，都犒赏部下了。他沉默寡言不铺张，出入的随从很少，和一个小校差不多。他军纪严明，和士卒同甘共苦，冬天不多穿一件棉衣，夏天不多打一把伞。遇到敌人必然身先士卒，却把功劳都让给部下，所以士兵都愿意为他效命。他在北面的边境二十多年，敌人害怕他，称他为“杨六郎”。皇帝听到他的死讯，也非常惋惜，专门派人护送他的灵柩回来，河北的居民看到他的灵柩多伤心流泪。朝廷录用了他的三个儿子。和他经常来往的宾客中，也多有才俊之士，朝廷也量才录用。

从这段评价中可以看出，杨延昭确实很像他的父亲杨继业。他们父子两个都是能征惯战、有勇有谋、冲锋在前、享受在后，为敌国所敬畏，为人民所爱戴。在河北地区有许多北宋名将，为什么只有杨延昭给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人民的世代传颂呢?我们不妨把杨延昭和当时的另外一位名将魏能，作一番比较。

魏能镇守静戎军(今徐水)，杨延昭镇守威虏军(今遂城村)，都是最靠近边境的关隘。面对辽军的多次入侵，这两个地方从未失守，所以有“铜梁门，铁遂城”的美誉。但是魏能在澶渊之盟时表现得“畏惧不前且不战”，而且他也很不谦虚。澶渊之盟后，他和王能、曹璨等人马同时抵达大名城下，钤辖(官名)孙全照命令曹璨的部队先入城，他的部队后入。魏能非常不高兴，竟然加速前进，想抢在前面进城，为此他和孙全照发生了冲突，事后还诬告孙全照。同僚们称他“刚猾少检”。这样一个人，自然不能和杨延昭相提并论。

人民是爱憎分明的，对忠臣爱戴崇敬；对奸臣则痛恨唾骂，寇准和王钦若这两个人，在历史上和杨延昭都没有什么实质性接触，但是在民间传说中，他们两个却是《杨家将》中的重要人物。

王钦若在民间传说中叫王钦或王强，是辽国的奸细，专门到宋朝来陷害杨家将的。他的契丹名开始是“贺驴儿”，名字实在不雅，也太脱离现实，后来在评书、戏曲中取谐音改为“贺黑律”（贺黑驴），名字就文雅得多了。前面讲过，他是江西人，肯定不是辽国奸细，但他陷害功臣寇准，一贯主张奴事契丹，下令禁止边民习武抗辽，他的所作所为和奸细也差不到哪去。他也确实是排挤过杨延昭，《宋史•杨延昭传》中记载：杨延昭派遣小校周正管理军纪，周正也很正直，但得罪了监军，监军们打小报告给皇帝说杨延昭“因缘为奸”，怂恿皇帝处罚杨延昭。宋真宗也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处罚了周正，没有责问杨延昭。这件事虽然没写明是王钦若干的，但当时王钦若把持朝政，监军多是他的心腹。杨延昭多次上书主张抗辽，皇帝却看不到奏折，被人扣下，而打杨延昭小报告的奏折皇帝却看到了。由此看来，王钦若恐怕难辞其咎。人民痛恨他，对他口诛笔伐，甚至安排杨家将杀了他以解心头之恨。

寇准在民间传说中称为“双天官”，说他同杨家索来关系很好，是故交老友，甚至审理了潘、杨两家的案子，为杨继业伸了冤。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寇准肯定未审过潘、杨两家的案子。他在宋真宗时是宰相，不是什么“双天官”。前面讲过他在澶渊之盟时是主战派，反对议和，而杨延昭的主张和他不谋而合，所以杨延昭受到寇准的夸奖和器重是肯定的，后来他们也都受到王钦若等人的排挤。宋朝的遗民因为国破家亡，所以痛恨澶渊之盟，痛恨宋真宗不听杨延昭、寇准的建议，所以把他们说成故交。

关于杨延昭的民间传说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几乎所有的关于杨家将的戏剧中都有他的身影，人们熟知的评书《杨家将》更是以他为主人公，贯穿全书的。相传天波杨府就是杨延昭在宋朝都城开封的府邸，位于北宋首都东京（今开封市）城内西北隅，天波门的金水河旁，故名“天波杨府”。

关于杨延昭的戏剧主要有：《清官册》(又名《审潘洪》)、《五台山》(又名《五台会兄》)、《黑松林》、《收孟良》(又名《神火将军》)、《寇准背靴》、《辕门斩子》(又名《白虎堂》)、《三关排筵》、《澶州会》、《天门阵》、《牧虎关》(又名《黑风帕》)、《状元媒》、《洪羊洞》等。这些戏剧中多是表现他与辽军作战的，也有一部分是讲他为父亲杨继业伸冤报仇的。其中许多故事在历史上都是能找到原型的，如《孟良盗骨》也叫《洪羊洞》、《三星归位》，讲的是杨继业死后，他的遗骨被辽人置于幽州的昊天塔上，孟良潜入幽州，盗回宋朝的故事。而杨继业死后，萧太后确实将他的首级送往幽州。当时幽州的主帅耶律休哥，可能将头颅悬挂在某个地方。幽州也确实有个昊天寺，它是由开泰寺改建的，而开泰寺正是耶律休哥建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