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为潘美鸣不平，说：“他的功劳比杨业要大得多，他的名字也因此而彪炳史册。人们常说‘野史杀人’，《杨家府演义》这本连野史都够不上的小说，其杀伤力竟比野史更巨，现如今知道潘大将军攻城野战之功的人为数不多，而咬定他是北宋第一号大奸臣的人却比比皆是，不知潘大将军蒙受的奇耻大辱，在法制健全的今天还要持续多久！古人言：‘读史可明志’，历史是不随个人的喜好而随便改写的……《杨家府演义》的作者随心所欲，凭空臆造，竟然把一个功高于天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大将军潘美描写成一个令人厌恶的奸臣，这位作者的笔无异于一把杀人的屠刀，多么令人恐惧。这位所谓的小说家，实际上是一位诽谤家……如果生于当代，定要判它一个诽谤罪。”
更有人写诗为潘美翻案，竟把他比作岳飞，说：“近日无聊读《宋史》，潘美冤案在心中。王侁指挥误杨业，致使战死陈家谷……纵使潘美救杨业，只系单枪与匹马。杀入敌阵也难救……拓疆潘美被降官，岳飞报国也遭害……辽国来犯雁门关，潘、杨合击敌胆丧。明朝有个熊大木，不知实情误苍生。一部《杨家将演义》，误导苍生几多人。潘美原本是良将，《宋史》将其美名扬。官拜忠武军节度，入祀历代帝王庙。是非成败转头空，后人凭吊发牢骚。”
潘美死于淳化二年（公元991年），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如果他真是被冤枉的，那么真可以称是“千古奇冤”了。
总结一下为潘美喊冤的理由，主要有四点：第一，王侁迫使杨继业出击，潘美因为王侁、刘文裕是监军，根子较硬，不好惹，又有陷害主将的前科，所以潘美就“听侁而不听业”了。第二，王侁是为了争功，而非故意置杨继业于死地。第三，撤走陈家谷伏兵的是王侁，潘美是不能制止。第四，潘美不是不想救援杨继业，是因为手中也没有兵。
总之，许多读过《宋史》的人，都不相信潘美对杨继业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害死杨继业的人是王侁，潘美只是有一点儿过失，他被连降三级，已经是处罚太过了，而评书中对潘美的指责是无稽之谈。
难道潘美真的是被冤枉的吗？可惜，当我们掸掉史书上的尘埃，读史、审史，加以分析后，却发现潘美仍然罪责难逃。
前面讲的为潘美喊冤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其中漏洞百出。我们一条一条地分析一下：
第一条是问题的关键，潘美难道真的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在王侁和刘文裕面前一句话也不敢说吗？其实，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首先，论亲疏，王侁、刘文裕的根子，确实比杨继业这个降将硬，象田仁朗这样的主将也曾经被他们陷害。但是他们和潘美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潘美不但是开国元勋，而且和现任皇帝赵光义是儿女亲家，他的第八个女儿在雍熙二年（杨继业殉国前一年），成为皇太子赵恒(即后来的宋真宗)的正室，这种关系是王、刘两人无法比拟的。宋太祖、太宗信任的将领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曹彬，另一个便是潘美，他死后更是被列为太宗配享功臣，极尽荣耀。从王巩《随手杂录》中记载的两件事情，即可看出他的特殊地位：“太祖无事时，常召潘美辈禁中议政，或与之纵饮，至令宫女解衣，无复君臣之礼。”“太祖、太宗时，诸节度使皆解兵柄，独潘美不解。”
雍熙北伐前，潘美的权势达到了顶峰，满朝大臣罕有。王侁是一个奸佞小人，前面讲过他只不过是刘文裕的一个狗腿子，像潘美这样的人，王侁巴结还来不及，又怎么会不听他的话呢？其次，论官职，潘美是主帅、是节度使、韩国公、从一品，是杨继业、王侁和刘文裕的长官，王侁和刘文裕只是从五品官，比他差得很多。再次，论职责，监军的权力很大，负责监视军队行动，但是军事行动的决定权还是主帅来决定的。即使是监军想一意孤行，主帅不同意，监军也不能为所欲为。最后论霸道，潘美才真是飞扬跋扈的！史书上记载他一不高兴就杀人，这时怎么不见他和监军商量？
第二条说撤援是为了争功。既然是争功，就应该向北走，奔向战场，那杨继业为什么没有遇见？而潘美又为什么背向战场“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这难道不是临阵脱逃吗？
第三条说潘美是不能制止王侁争功。如果真是王侁争功，潘美就更应该在谷口接应了，难道是他也想借契丹人之手杀了监军大人？这分明是把责任推卸给王侁的托词。
第四条说潘美手中也没有兵。这更是天大的笑话。王侁胆子再大，也不会让潘美成为光杆司令吧？几万大军他全带走，连一千弓弩手都不给主帅留？而且赵光义在给潘下的诏书中说：“俾总援兵，经涂非赊，精甲甚众，不能申明斥堠，谨设堤防，陷此生民，失吾骁将。据其显咎，合正刑书。”这充分说明潘美不是单枪匹马，而是“精甲甚众”。杨继业之死的悲剧，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没有及时救援所造成的。
所以，可以肯定，潘美对杨继业的死是有责任的！
潘美过失杀人罪名肯定成立，故意杀人罪名则略显证据不足。原因是因为缺乏史料依据，我们只能看到潘美的一面之词。但是在潘美的一面之词中，他还是留下了破绽——瞎话是不容易编圆的。
他的破绽就在于“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这句话。“缘交河西南行”是背向战场而行，为什么仗还未打，他就后撤，而王侁一跑，他也跟着跑，从他的这个表现看，纯粹是一个未经战争的胆怯的毛孩子，这和他带兵平南汉、南唐、北汉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他这种表现实在太离谱了。他为什么如此表现?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早就知道这一战必败，所以先撤退到安全地带等待消息，当失败的消息确凿后，就高高兴兴地打道回府了。他既然知道杨继业此战必败，为什么不制止呢？而且还要撤走伏兵，彻底断送杨继业生还的希望呢？
这很容易让我们得出结论：潘美就是想借契丹人之手，除掉杨继业而后快。他是故意置杨业于死地的，这和评书中所说的没什么区别。
前面讲过，王侁和刘文裕虽然有一定势力，但能有置仗义执言的刘吉于死地那么大的能量吗？史书中，陷害杨继业的罪名，由潘美、刘文裕、王侁三人中职位最低、和皇帝亲属关系最远的王侁一人承担，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王侁应该是一只典型的替罪羊。
宋代著名文人苏辙曾专门写诗来悼念杨继业：“我欲比君周子隐，诛肜聊足慰忠魂。”这句直截了当地说出了真凶，并表达了为杨继业昭雪的愿望。
周子隐就是《除三害》中的周处，他是三国时期吴国那个“断发赚曹休”的将军周鲂的儿子。传说他少年时期横行乡里，与山中老虎和水中蛟龙并称为“三害”。后来悔悟后，他上山杀虎，入水斩蛟，一心向善。他先在吴国做官，吴国灭亡后，他在晋朝为官，做到御史中丞。他弹劾权贵，因此得罪了西晋初期的皇帝宗室——梁王司马肜。
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冬，晋朝任命司马肜为征西大将军，周处为建威将军，隶属于为司马肜指挥，征讨在雍州造反的氐、羌等少数民族。《晋书•周处传》记载：当时敌人有七万之众，而司马肜却逼周处仅带领五千士兵出击决战。周处认为如果没有援军的话，以少击多，必然失败。司马肜不听，逼周处进军。周处和部下还没吃饭，司马肜就逼着进军，并且不给周处援助，周处知道必死，从早晨打到傍晚，杀敌万计，左右劝他退却，他按剑说：“此是吾效节授命之日……我为大臣以身殉国不亦可乎？”遂力战而死。
周处是江东降将，被权贵迫害而死，杨继业与他的身世相似，所以苏辙用这件事做比喻。司马肜自然指的就是潘美。
所以，人民群众更是痛恨潘美，创作出了评书《杨家将》、《杨家府演义》等，编排出杨六郎手刃潘仁美的情节，以解心头之恨。戏曲小说已经痛骂他一千年了，而且还将继续痛骂下去。
杨继业之死的深层原因
潘美对杨继业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既谋害他于生前，又诬陷他于身后，并且把过失诿推给部下，真是猪狗不如的奸佞小人。那么造成杨继业之死的责任人就只是潘美、王侁、刘文裕之流吗？其实如果寻根究底，赵宋皇帝对臣子特别是武将的一贯猜忌和钳制政策，才是产生悲剧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