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杨继业威震雁门，“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树大招风，这引来了主将潘美的嫉妒。潘美虽然“能征惯战”，但和杨继业相比，却又自愧不如。这从他上任后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来。
《辽史•耶律学古传》中记载：“（学古）改彰国军节度使时，南境未静，民思休息，学古禁寇掠，以安之。会宋将潘美率兵分道来侵，学古以军少，虚张旗帜杂丁黄为疑兵。是夜适独虎峪举烽火，遣人侦视，见敌俘掠村野，击之，悉获所掠物，擒其将领。自是学古与潘美各守边约，无相侵，轶民获安业。”这一段历史，在宋朝一方的史书中却没留下任何记载。这里的“边约”具体是什么内容，已经不得而知，应该是某种默契。事情的经过很可能是潘美趁辽兵主力不在，带兵越界抢掠，不想却被耶律学古偷袭得手，不得已和敌人达成了某种默契，从此双方互不侵犯。潘美这样的战绩显然是和杨继业无法相提并论的，而杨继业只是被宋灭亡的小国北汉的降将，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太难堪了。
对待潘美对杨继业的诽谤，此时的皇帝赵光义的解决方式，更是火上浇油。宋太宗没有处罚诽谤者，而是将这些诽谤书交给杨继业。《宋史•杨业传》称：“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宋朝皇帝一向喜欢玩弄权术，对于这些莫须有的诽谤，赵光义效仿起他哥哥的做法。
《宋史》记载过赵匡胤的一个故事，徐铉是南唐的使臣，赵匡胤在他临走时，给他一些信件，他在途中一看，原来都是宋臣建议赵匡胤扣留他的奏折，徐铉十分感激，以后竟帮助宋朝灭了南唐。
对于宋太宗的这种玩弄权术的做法，宋朝的一些文人赞赏有加，如富弼就称：“昔魏将乐羊征中山，平之及还，见其君所收谤书三箧，方知将帅立功不难，但人君信任为难耳。自后帝王非聪明睿智，少有不惑谤言者，其明不能及魏国之君也。杨业本河东降将，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纳谤书一一付业，使边将安心。以立事其过魏君远矣。”
那么，宋太宗这种做法真的是聪明睿智的吗？富弼所说的魏文侯、乐羊的典故又是怎么回事呢？
《史记》卷71记载：“魏文侯令乐羊将，而伐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返而论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从中我们看出这两件事是有的区别的。乐羊攻下中山国后，骄傲自满，邀功请赏，魏文侯才把谤书给他看。这是乐羊有过失，魏文侯警示他的一种手段，所以在《战国策》卷22中称“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杨继业无过，宋太宗不处罚诽谤的人而是玩弄权术，把谤书给他看，正表现出对杨继业的不信任。王夫之在《太宗论》中说：“杨业太原降将也，父子握兵，死士为用，威震于契丹，谤书迭至，宋主其安得无猜？”赵光义的这种做法杜绝不了（他也不想杜绝）同僚对杨继业的嫉恨，相反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这又怎么能“使边将安心”呢？赵光义的做法和魏文侯比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赵光义的这种做法有三种危害。第一，使边将不安心，处处小心。杨继业在代州的七八年，他不断受排挤、被猜忌，过着万分凄凉，无限辛酸的日子。第二，增加同僚之间的矛盾，谤书到了杨继业之手，矛盾公开，得罪人也就得罪到底了，不能再予以挽回。第三，助长奸佞小人的气焰，他们不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是被诬陷者受到敲打，更使他们肆无忌惮，最后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陷害杨继业，致使悲剧发生。
在雁门关大捷后，潘、杨两家开始结怨，潘美处处刁难杨继业，不但贪墨他的战功，而且不断地诽谤他。作为降将的杨继业只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始终不能摆脱悲剧的命运。最后，他于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受陷害死于北伐路上。
雍熙北伐
雍熙北伐是北宋对契丹仅有的三次进攻之一。第一次是前面讲过的幽州之战；第三次是北宋末年的童贯征辽。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萎靡不振的一个王朝，史学家嘲之为“弱宋”，其统治者也历来就是不思进取的。史称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看中国地图时，用玉斧一划金沙江说“此外非我所有也”。但他和他的弟弟赵光义，对燕云十六州还是十分重视的。
雍熙北伐的时机还是不错的，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辽景宗耶律贤去世，他儿子耶律隆绪继位，年仅十二岁，国事由萧太后掌管，契丹化的汉人韩德让（评书中韩延寿的原型）专权，大臣多有不服，部族多有叛逃，高丽国王也派使臣来请求夹攻契丹。在这种情况下，赵光义接受贺令图父子的建议，对契丹展开了雍熙北伐。
这次北伐，宋军兵分三路，总兵力三十万，声势浩大。具体作战计划是：第一路军队由大将曹彬率领，从雄州（今雄县）出发，慢慢向幽州推进，吸引敌人的主力，称为东路军，也是宋军的主力军；第二路军队由田重进率领，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进攻河北西北部和山西东北部各地，被称为中路军；第三路由潘美率领，出雁门关，进攻山西西北部，称为西路军。北伐计划等中西路军得手后，再一同东进，汇合曹彬，收复幽州。也有人称这次北伐是五路人马，多了米信的一路，自雄州沿拒马河东岸北进，护卫粮草并保护曹彬军队的侧翼；还有高琼的一路，自沧州海道北攻平州，与高丽国军队遥相呼应，牵制敌人。这个作战计划是接受了幽州之战的教训制定的，应该说是比较严密的。
战争初期，战局对宋军十分有利。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二月中旬部队开始集结，二月底北伐开始。东路军进占新城，克固安，三月中旬攻下涿州。中路军克易州，下涞源（辽称定武军）。西路军进展更加神速，寰、朔、应、云等州几乎都有反正，到四月初，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攻陷四州，基本光复了山西北部被割让的领土，并东进恒山一带，与中路军汇合，完成了第一步计划。
晋北的百姓听到王师到来，欢呼雀跃。此时据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正好五十年，几十年过去了，当地百姓的心本来已经灰了冷了，却想不到在有生之年，又看到了中原政权的军队，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呢？正如应、朔等地的老人所说的：“久陷边陲，有粟不得食，有子不得存养，不意余年，重见日月。”蔚州的边民知道后，冒险袭击辽军，带着契丹人的首级来投宋军。宋太宗得知后，下诏明令赏金，招募边民，应募的人十分踊跃。这充分反映出这是一场深得民心的正义之战。
契丹在得知宋军北伐的消息后，也迅速做出反应，萧太后决定发全国之兵南下。她命令耶律勤德守平州，防御海上；命令耶律善补和耶律休哥分别任代北和幽州统帅，抵御宋军；自己和辽国的小皇帝耶律隆绪、大将耶律斜轸南援幽州。当他们到达长城时，得知宋军已经到了恒山一带，她便命令冀州防御使大鹏翼、康州刺史马赟（也称马頵或马颙）、马步军都指挥使何万通，各领一万骑兵来阻挡中路的宋军。
大鹏翼是契丹名将，他带领三万骑兵，气势汹汹杀奔飞狐口。宋军中路主将田重进不愧为北宋名将，他听取手下将军袁继忠、谭延美的计策，先是以逸待劳，然后反客为主，利用山地这个不利于骑兵作战的有利条件，主动出击，经过浴血奋战，击败辽军，俘获了大鹏翼、马赟和何万通等辽军高级指挥官。接下来田重进再接再厉，一举打下了蔚州。
正所谓“塞翁得马，焉知非祸”。正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宋军主力——东路军却传来了失败的消息，战局急转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