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4．02.

杨度之类的等社会名流，说到底杜月笙是拿来撑门面的。而在积极拉拢工人，扩大在工会、商会影响力方面，杜月笙的不遗余力，为的则远不是虚名。

天助杜月笙的是，为了工作及人身安全有保障，当时的产业工人很流行参加帮会组织。而杜月笙朴素的感觉到，赢得工人阶级的依赖和好感，有助于增强自己的势力，更能进一步提高社会地位，于是不仅自己收了不少工人领袖级别的门生，更要求手下的徒子徒孙，凡是工人前来投奔，一律不得拒绝。就这样日积月累，杜月笙在上海产业工人中的影响力渐渐大了起来。

当然，影响力的最终达成，也得靠他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四通八达的关系网络，以及慷慨仗义的行事作风。

1928年9月16日晚11点，法商电车公司的司机吴同根驾车收班回厂，按公司规定，收班车不得搭载乘客，所以这是辆空车。行经法租界霞飞路和萨坡赛路口时，突然从路边蹿出五个法国水兵，拦在车前，个个酩酊大醉。吴同根不得已停下车，水兵们强行登上电车，勒令吴为他们开车兜风。

吴同根不敢违反公司规定，怕因此丢了工作；更不敢冒犯法国兵，只好苦苦哀求，请他们下车打出租去兜风。几个法国兵哪里肯听？越是哀求，他们越是借酒发疯，其中一人更是掏出一把弹簧刀，猛的刺向了吴同根的左眼。这一刀刺得太狠太深，吴同根一声惨叫，顿时血流如注，栽倒在车上，当场就死了。

这时街上的行人都纷纷聚拢过来，几个法国兵跟没事儿一样，下车之后，甩下一句“你们算个屁”，便扬长而去。

围观者个个义愤填膺，虽然没人敢去阻拦法国水兵，但有人找来了报社记者。第二天的《申报》、《新闻报》等各大报纸迅即刊登了这起惨案的经过，读者无不震惊，整个上海滩沉浸在一片悲愤之中。

上海市总工会发表了激烈的宣言：

“……一切不平等条件的罪恶，租界的罪恶，我们难道真个束手以待残杀吗？……我们唯一的方法是：一致团结，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

法商电气电车自来水工会宣称：

“……吴同根是为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而死，……不仅是他个人的侮辱，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侮辱！”

与此同时，上海市长张定璠亲自出面，向法国驻沪总领事范尔迪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法方惩办凶手，公开道歉，赔偿受害者家属，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法租界当局对此完全无动于衷，范尔迪的回应也只是一句敷衍了事的话：“肇事水兵已经拘留，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中，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待。”一旦涉及到那五个水兵的姓名、军龄等具体情况，调查进展，赔偿方案等实质性问题，范尔迪就开始犯浑：“这是租界的事情，暂时无可奉告。”

面对法国人的傲慢，愤怒已经冲出了上海，反法情绪，一触即发，举国上下，同仇敌忾。那会儿要有家乐福的话，估计真的会被砸烂。

但法国人依然置若罔闻，不理不睬。这时，杜月笙出场了。

杜月笙出场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他先派手下仔细调查了惨案发生的经过，写出中、法两种文字的调查报告，附上了多名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词以及相关照片。并将五个法国水兵的姓名、年龄、所属军队等详细情况，以及逍遥法外的现状，通通列举出来，十分的详细。

带着翻译李应生以及调查报告，杜月笙直奔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拜访范尔迪。

杜月笙和范尔迪交情很深，不仅大手笔的按月向范尔迪行贿，而且还救过他的命。那是多年以前，范尔迪刚来时的事情了。

范尔迪初到上海，在总领馆任职书记员时，是个大龄未婚青年。工作轻松，收入不菲，无聊时便常常混迹于各种交际场所。因为长得帅，而且优雅大方，风流倜傥，最重要的，是其相当于现在公务员的总领馆工作人员的身份，让这个初来乍到的法国人很受各路女士的青睐。

然后有一次就一见钟情的遇见了樊菊丽。樊菊丽，宁波籍，女，26岁，未婚，这在当时，算得上高龄剩女了。她也确实符合现代剩女的标准：有知识有文化，毕业于两江女子专科学校，懂英文、会法语；长得不错，身材高挑，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男人见到她，难得有不多看两眼的。之所以沦为剩女，是因为家庭条件好，老爸是长江轮船的买办，家里有钱。再加上本人天生丽质秀外慧中，难免患上“剩女病”——总觉得自己嫁给谁都亏了。

嫁给范尔迪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老外当然不亏，于是两个人很快就喜结良缘。新婚燕尔，小两口兴致勃勃跑太湖去游玩，划着小木船于烟波飘渺间游兴正浓就要触景生情的当口，土匪来了。那艘不起眼的小木船，刹那间就成了这对异国情侣的泰坦尼克。

他们遭遇的是太湖土匪。那个年代，在东南一带太湖土匪名头相当响亮，类似于现在的索马里海盗。被他们逮去，得破费点钱才赎得回来。

土匪口述，樊菊丽翻译，范尔迪执笔给当时的总领事那齐亚写了封求救信，无非是中国土匪很文明很人道素质很高，请领事大人火速派人来谈判，保证不会有事。如果胆敢延误，中国土匪就会变得和法国土匪一样凶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