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巴士书屋说:没有收尾的作品并非都是太监文,也许...就好比你追求一个人,最终她(他)并非属于你。

就在吴起对外威震列国的同时,他发起的一系列对内改革却把自己推到了楚国贵族和纵横家们的对立面,回过头来分析吴起推行的三项改革,可以发现这些改革都不同程度地侵犯了楚国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和政治地位。先看第一项改革,加强法制建设首先就限制了贵族的权力,我们知道法制的根本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中国老话说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所以加强法制建设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贵族们的特权。特权这种东西赋予的时候会很轻松,而剥夺的时候一定会很痛苦,何况被剥夺特权的是楚国的王族。吴起推行的第二项增收节支改革更是严重地打击了楚国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先看为了增收而推行的卖官政策,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当中编制都是有限的,如果有钱人能用钱来卖到官位,那么那些“天生有个好爸爸”、注定要当官的贵族子弟的政治空间就必然会受到挤压。同时,那些靠经济等价关系买到官位的有钱人进入楚国的管理团队以后,这些人也很自然地不再属于某个原有政治团体的圈子,而且由于制定和执行这项政策的人都是吴起和他的团队,加上当时身为楚相的吴起权倾一国,所以最有可能成为这些“买官干部”政治靠山的人就是吴起。可以想象随着大批“买官干部”进入楚国的国家机器,吴起必然会硬生生地从楚国贵族手中夺取大块的政治版图,这对于任何参与政治游戏的权贵来说都是无法容忍的,何况当时吴起侵略的是整个楚国贵族阶层的政治领土。吴起针对楚国贵族的节支政策更不用说,在那些核心贵族政治权力受到挤压的同时,那些边缘化的贵族们连以往的经济地位也失去了保障。我们知道中国的贵族子弟如果自己不好好学习,那么他们在那种腐化的家族里长大后大多数都会失去正常人生存的基本能力。可以想象当时那些边缘化楚国的贵族们在饱尝了生活艰辛之后对吴起是多么的怨恨和愤怒。再看吴起的第三项改革政策,吴起积极推行以军事崛起来替代纵横家的外交努力,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特殊政治生态造就了大批的职业纵横家,这些人通过对各国之间的博弈关系的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利用经过专门训练的口才来左右各国君主的外交政策,最终纵横家们也在与各国君主博弈的同时获得自己的荣华富贵。然而吴起的出现使得楚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简单化,建立在“强兵”基础上的楚国外交不再需要纵横家们的调停和斡旋,吴起推行的外交政策就是以战争促外交。由于在吴起的领导下楚国形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强大军事力量,所以楚国的外交甚至不需要复杂的谈判,——如果有哪个诸侯国不服从,那就打败它。吴起推行的军事崛起政策的胜利就是纵横家们纵横捭阖政策的失败,纵横家们在楚国基本上处于失业状态,所以纵横家们也恨吴起。而在纵横家们的背后很有可能还有楚国贵族们的影子,对于没有能力和自信掌握战争机器的楚国贵族们,他们发挥政治影响的最佳舞台就是外交,不学无术的贵族们在这方面还是非常擅长的。因为贵族们可以依靠自己高贵的出身和广泛的高端人脉关系来协调楚国的对外关系,所以纵横家们与贵族们其实是利益一致的团体,而楚相吴起则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史记》记载“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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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家都会不同程度地与既得利益集团产生矛盾和对立,所以吴起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得罪楚国的权贵阶层似乎也无法避免。当然吴起与楚国贵族们的紧张关系在楚悼王生前都不成问题,毕竟在楚国是由大老板楚悼王说了算的,而楚悼王非常清楚吴起推动的改革对楚国走上富强之路具有多么深远和重大的意义。

吴起的悲剧在于自己的身体太好、活的太长,而信任和支持自己的老板身体太不好、太短命。就在吴起酬躇满志取得了一系列改革胜利后不久,楚悼王突然去世了。这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非常普遍,而对于吴起来说楚悼王的去世则意味着自己的辉煌人生也走到了尽头。

从吴起在鲁国和魏国的遭遇来看,吴起这个人虽然有“猜忍”之名,但是由于他对于政治对手的暗算缺乏政治敏感性导致了他一系列的人生悲剧。在来到楚国之前,战功显赫、治国有方的吴起接连被鲁国人的“人肉搜索报告”和魏相公叔排练的小品表演终结了自己在鲁国和魏国的政治生命,可见在吴起“猜忍”的性格当中似乎缺少了对自己的保护意识。或许一个人过于优秀就会过于自信,吴起一生杀伐决断、战无不胜,所以他可能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能打败自己。

悲剧再次上演,不过吴起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那天吴起前去灵堂拜祭送别自己的老板楚悼王的时候丝毫没有感觉到传说中的杀气。在吴起的一生中楚悼王是与他合作的最融洽也是最愉快的老板,这位老板不仅对吴起的改革全力支持,更是对吴起给予了毫无保留的信任。对于吴起来说楚悼王不仅是一位英明的老板,更是他的人生知己和精神导师,现在这位给予吴起完全信任的老板永远地离开了吴起,而吴起也将要一天天地老去。失去了楚悼王的吴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伤感,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设在楚国王宫大殿里的灵堂,去尽一个为臣的本分。

就在吴起走到灵堂附近的时候,突然看见大批的武士手持长戟和刀剑出现了,吴起吃了一惊,他知道那些武士显然不是来参加楚悼王葬礼的。那些武士也看见了吴起,他们不仅没有向这位楚国的第一重臣行礼,反而杀气腾腾地冲了过来包围了吴起。

从前面的故事我们知道吴起是一个身体素质过硬的人,如果当初在鲁国的“吴起人肉搜索报告”提供的信息属实,那么吴起年轻的时候在自己的家乡卫国曾经制造过一夜杀死三十多人的惊天血案。由此可以推断吴起不仅体力过人,甚至很有可能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从《史记》对吴起遇刺的简单记载来看,虽然当时的吴起已经步入中老年,但是他当天遭到突袭后的表现仍然称得上身手不凡,遭到围攻的吴起不仅没有被当场杀死,反而摆脱了武士们的围攻逃跑了。

武士们很没面子,如果一群经过专业训练并且精心准备刺杀计划的武士无法杀死一个毫无戒备的中年男人,那么这些武士就只有去死了。于是武士们呐喊着奋力追杀吴起,场面非常恐怖。

慌不择路的吴起发现自己跑进了祭奠楚悼王的灵堂,而楚悼王就躺在正中的巨大棺椁之内,这位伟大的老板此刻面目慈祥,仿佛睡着了。吴起愣住了,难道自己真的要追随楚悼王而去在地下报答楚悼王的知遇之恩?

门外的喊杀声追了过来,吴起本能地躲到了楚悼王的棺椁后面蹲了下来,有一句成语叫投鼠忌器,或许这些杀手不敢在尸骨未寒的先王面前大开杀戒吧?

冲到门口的武士们也愣住了,楚悼王就躺在灵堂上,而吴起躲在楚悼王的后面。

杀还是不杀,这是一个问题。

沉默了片刻,仍然没有人敢带着兵器踏进楚悼王的灵堂。但是武士们明白吴起必须死,否则他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僵持之中,突然传来了一声大叫“放箭!”,一支箭从人群中射了出来,飞向了死去的楚悼王和活着的吴起。

紧接着密集的箭雨覆盖了过去,楚悼王和吴起变成了两只刺猬,吴起痛苦地倒在地上扭动着,终于追随楚悼王而去。

就这样吴起这位走到哪里都会给同事和同行带来巨大压力的天才大干部死去了。他生下来的时候只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而死去的时候变成了名满天下、威震诸侯的大干部。

吴起临死前积极向老板楚悼王靠拢的政治觉悟得到了回报,在他死去以后继任的楚肃王对参与刺杀吴起的“宗室大臣”们进行了无情的报复和清算。《史记》记载“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吴起给楚悼王陪葬了,临死前拉上了阴谋暗算他的政敌们来陪葬。根据《史记》的记载当时遭到牵连的七十多个家族的数百人遭到了屠杀,如果仅仅因为这些人参与暗杀吴起或许不至于遭到如此残忍的报复。那被杀死的七十多个家族的数百口人,与其说是为吴起偿命,不如说是为了楚悼王死后遭到虐待而谢罪。

就这样一场血腥的阴谋暗杀以另一场更加血腥的屠杀收场。

太史公司马迁对吴起和孙膑有一段评价很有趣,“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能说到不一定能做到,能做到的不一定能说到”,这不是顺口溜,而是在汉朝很流行的一句俗语。司马迁认为孙膑和吴起就属于能说到但是做不到的典型,孙膑在战场上料敌制胜有如神助,但是却遭到老同学庞涓非常低级的暗算变成了残疾人。而吴起在“西河谈话”中提出来的治国之道“在德不在险”的观点在当时也相当的超前,甚至让听众有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的感觉。然而后来吴起在楚国的一系列改革和作为只是一味地运用法家的权术和兵家的技术,对待工作、特别是对待同事和同行简单粗暴,导致了楚国贵族阶层与吴起势不两立,最终楚国贵族选择了刺杀吴起来彻底解决双方的矛盾。

扶栏客认为太史公的评价有一定道理,但是似乎有点坐而论道的理想主义色彩。当然一味地依靠法家的权术的确很难保持可持续发展,秦朝的二世而亡就是法家治国局限性的最好注解。但是客观地说,吴起推行的三项改革似乎也是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促使楚国迅速走向强盛的必然选择,而推行这三项改革就必然会触动楚国贵族的利益,最后难免势不两立。如果说吴起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能够再低调一点、谦和一点,是不是就一定能够避免后来的悲剧呢?我看未必。

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需要说明的是吴起死后享有与孙子齐名的地位不是因为他在楚国推行的系列改革,也不是他“猜忍”的性格,而是因为吴起对中国军事理论形成做出的重大贡献。根据《史记》记载,吴起著有一部名为《吴起兵法》的军事理论专著,而《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朝流行一部名为《吴起》的兵法著作,这部著作一共有四十八篇。从司马穰苴开始,中国兵家进入了理论研究时代,而孙武、孙膑和吴起则一起奠定了中国兵家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框架。与司马穰苴、孙武和孙膑不同,吴起是中国兵家先祖中最有个性、最有争议和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位大师,但是遗憾的是这位大师给后人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杀妻求将”,可见人不能做坏事,否则一定会遭报应。

第二部 古典江湖

一、孟尝君:五千年第一老大

中国的男人生下来就必须要当官,否则就没出息,即使你富甲一方、即使你学富五车,没有级别很难让人相信你成功。成功这种感觉是需要别人来培养和确认的,在唯物主义的世界里人不可能单纯依靠自己的体验来享受成功。在扶栏客上小学的时候,有出息的孩子都当班干部,那时候的小孩干部胳膊上都带个标志,一道杠最小,三道杠最大,——小学生毕竟幼稚,不能搞得太复杂。孩子们在当官的文化熏陶下,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一定要当官,而且越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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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笔下的那些牛人们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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