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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霍去病精心策划并亲手实施了一起蓄意谋杀,无论霍去病创造了如何伟大的战绩和历史,都无法改变这次卑鄙的谋杀给他带来的人生污点。李广年轻的时候曾经诱杀八百投降的羌人,为此李广后来常常自责和后悔,《史记》也借用大师王朔之口把李广难封的原因归于此次道义上应该受到谴责的卑劣行径。后来李广公报私仇杀了灞陵尉,从法律和道义上来讲,李广杀灞陵尉和霍去病杀李敢一样,都是对帝国赋予自己的权力地位和暴力资源的滥用,都给他们带来了难以洗刷的人生污点。不同的是李广善待士卒,长期镇守边郡的李广依靠飞将军的威名使匈奴“避之,数岁不得入”,因此李广自杀后不仅没有人把他如此凄惨的下场与被他屈杀的八百羌人和灞陵尉联系起来,还引发了群众和基层官兵的大规模自发哀悼。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霍去病的死因在《史记》中没有记载,但是太史公对霍去病死去的描述却紧跟在霍去病蓄意谋杀李敢之后。这种历史学家的描述顺序让人不能不联想到这两件事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神秘的逻辑关系。霍去病死后没有得到广大群众和基层官兵的哀悼,却得到了武帝赐予的帝国历史上规格最高的礼遇。

秦二世的时候,陈胜率先揭竿而起后天下大乱,原六国的诸侯后裔纷纷被各地义军拥立起来抗秦。当年领兵灭楚的名将王翦的孙子王离领命去进攻造反的赵国,将赵王和张耳围在巨鹿城。当时很多人由于王离祖父王翦的威名所以对王离大军非常恐惧,认为在王离率领的强大秦军的打击下赵国必败,但是有一个赵王的门客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这位史上没有留下姓名的门客提出的观点充满了唯心主义的神秘色彩:“为将三代必败”。他的理由是将军造成的杀戮太多,因此必然会给其后代的命运带来不祥的负面影响。当时老王家传到王离这一代正好是第三代,后来王离果然被赶来救赵的项羽击败俘虏。《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的原文是这样的: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矣。”居无何,项羽救赵,击秦军,果虏王离,王离军遂降诸侯。

无论“为将三世必败”的观点是否唯心主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不论白起、王翦、项羽、韩信、卫青、霍去病还是李广,在这些史上的名将们当中的确找不出一个家族有能力将自家的好日子维持三代以上。霍去病死了以后,武帝对他的儿子非常宠爱,甚至打算培养他儿子长大后接班继续骠骑将军的丰功伟绩,然而不幸的是霍去病的儿子没有成年就夭折了,更凄惨的是这孩子死后霍去病这一支成了绝户。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后来权倾天下,把持朝纲几十年甚至超过了卫青当年的权势,然而霍光死后他的家族遭到灭门的屠杀。卫青得到的封侯也只传了一代就被皇帝夺取了爵位,而且卫青的后人在历史上毫无作为,基本上都处于吃祖宗老本的状态。

如果从李信这一代开始算,李广家族也许是个例外,李信、李广、李敢、李陵,老李家的光荣岁月延续了四代,不过李信显然不是李广的父亲,因此也许李信开始的不祥没有连续积累,所以李广家族的不祥是从他这一代开始的。

按照“为将三世必败”的理论,李陵的悲剧早已注定。

还有我承认卫青霍去病的确了不起,但是并不认为李广没有价值,事实上他们共同创造了当时的军事辉煌,只是分工不同而已。这就好象一支球队,不仅需要霍去病这样的前锋,也需要卫青这样的中场和队长,更不能忽略李广这样后卫或守门员。当然广大球迷最喜欢的是明星前锋甚至可以忽略后卫和守门员,但是作为一个内行的专业评论员如果这么看问题显然就偏颇了。

李广一生起起落落,但是一直没有被皇帝遗忘,韩安国战死后他再次被起用担任右北平太守,顶住了匈奴的进攻。难道这不能说明李广的能力?

李广以六十高龄带领四千骑兵对抗左贤王四万大军的包围,坚守一昼夜旗帜不倒,难道仅仅能用匹夫之勇来解释?试问霍去病到了那个年龄还能比李广更强?如果张骞能及时赶到包抄匈奴左贤王那次战役也是非常精彩的胜利。问题是李广的地位和权力和张骞相比,甚至在张骞之下,所以李广无法主导这场需要团队配合的大会战。

还有,李广历任各地边境太守的时候力战匈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匈奴都没有大规模的入侵(各位可以查史记或汉书从孝文帝十四年李广从军到武帝即位的大事记)。这里面当然有汉朝的委曲求全,肯定也包括李广等边境太守的成功防御。毕竟匈奴是畏惧李广的,否则不可能有飞将军这个称号,单于也不可能一定要活捉李广。而这一段正是文景之治,正是文景时期的太平才给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积蓄了物质基础。要知道打仗打的就是钱,景帝难道是窝囊废?谁不想当个有个性的皇帝。事实上卫青的远征让这个国家劳民伤财,史书记载十四万战马出征回来的不到三万匹,武帝后期国家经济非常困难,武帝甚至任命了搜粟校尉这样搞笑的官职。大家想想卫青霍去病远征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了什么?而李广镇守边境保证边境的太平又意味着什么?如果大家仅仅从雄才大略的皇帝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那是不是有点太霸道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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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李广的孙子们:“有勇好利”的李禹

李敢死后留下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孩嫁给了武帝刘彻的太子刘据,颇得太子宠爱(《汉书》:“敢有女为太子中人,爱幸”)。从太子对李敢女儿的“爱幸”态度来看,李敢的这个女儿应该是颇有姿色和魅力的一位女性。可惜的是后来刘据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没有当上皇帝不说,自己也被奸臣害死了。作为深受太子“爱幸”的李敢女儿,她后来悲惨的命运可想而知。

李敢的儿子叫李禹,这个人在《史记》和《汉书》里的记载非常简单,关于李禹的性格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有勇”,二是“好利”。“有勇”这个特点在李广家族里属于标志性遗传特征,老李家从李信开始在史书上有记载的四代当中没有一个胆小的人,所以李禹“有勇”不足为奇,只能从心理素质上证明李禹的确是李敢的儿子。“好利”不知道具体指什么,在史书上并没有记载李禹贪污腐败或者买东西不给钱的案例。不过参照李广“家无余财,不言生产事”的作风,李禹大概比较看重个人利益,应该属于很会过日子的那种人。从中国世家子弟的发展规律来看,这似乎也非常正常。“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李广、李敢两代只有“力战”的份,到了李广孙子这一代终于有人开窍了,开始“好利”,这人就是李禹。在老李家传统的家族价值观当中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可惜的是李禹的堂兄弟李陵没有开窍,放着安逸享乐的好日子不过,非要深入匈奴腹地为国争光,最后不仅搭上自己家族的清白,也搭上了李禹的小命。可见作为世家子弟“好利”这种事不是一个人就想“好”就能“好”的,必须有家族的配合。

也许是因为后来孔孟之徒对个人利益的曲解和妖魔化(事实上孔子并不排斥追求个人利益,子曾经曰过“富而可求者,岁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所以司马迁和班固也不愿意过多地记载李禹“好利”的具体细节。不过班固在《汉书》里记载了李禹“有勇”的一个故事:“尝与侍中贵人饮,侵凌之,莫敢应。后诉之上,上诏禹,使刺虎,悬下圈中,未至地,有诏引出之。禹从络中以剑砍绝缧,欲刺虎。上壮之,使救止焉”。事实上,不仅李禹的姐妹获得了太子的爱幸,李禹自己和太子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深受太子的信任(《汉书》:“敢男禹有宠于太子”)。因为与太子的这种关系,所以李禹与宫里的人很熟悉。一次李禹跟某个宦官一起喝酒,可能是喝高了,于是李禹就侵犯侮辱了宦官,“侵凌之”显然不仅是语言上的冒犯应该还包括动手动脚的侮辱。从这件事来看,李禹这人酒风实在不好,既然跟人家坐在一起喝酒就是把人家当朋友,可是喝高就开始欺负侮辱人家,这分明不是朋友相处之道。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宦官这种人内心比较敏感。李禹虽然当时官位不高,但毕竟是名将之后,又是太子的红人,所以宦官能和李禹一起喝酒一开始可能还是很高兴的。可是李禹喝高了竟然开始欺负侮辱宦官,这让宦官很不适应。宦官这种职业在正常人看来好像有些耻辱的意味,但是实际上有权利侮辱宦官的只有皇帝及皇家宗族的少数核心成员,而在其他人面前宦官还是很受尊重的,尽管这种尊重大多是出于对皇帝身边人的敬畏。然而李禹居然在酒后越权行使了侮辱宦官的权利,这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世上有一种人没喝酒的时候跟谁都可以搂着肩膀唱“团结就是力量”,但是一旦喝高了,在其理智水平直线下降的同时自尊心级别却直线上升,而此时如果正好有那些平常他瞧不起或者瞧不起他的人跟他坐一起喝酒,这些人就要倒霉了。李禹就是这种人,而宦官就是李禹平常瞧不起的人,所以说李禹的酒风实在是不好。受到侮辱的宦官既没有武力也没有胆量反抗李禹,于是当时只好忍了。事实上宦官的这种戒急用忍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李禹他爹连大将军卫青都敢打,何况是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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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笔下的那些牛人们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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