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穷途末路：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第一节清军大举入黔

孙可望倾情勾引清军的时候，李定国正在云南忙着消毒。

虽然孙可望己经逃走，但是他的阴魂还没有散，一大批亲信部将留在大西军中，在李定国看来，这些都是不稳定因系。孙可望可以摇控他们进行破坏，一旦孙可望卷土重来，这些人可能积极策应，或是开门迎敌，所以，在孙可望反扑之前，必须解决这类人等。

孙可望进攻云南的时候，曾密令其部将，驻守云南楚雄、永昌一带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等人出兵夹击李定国。然而孙可望败得太快，没能实现东西夹击的战略目的，这支部队似乎不愿放下武器，于是李定国亲自领兵进讨。

经过一番战斗，李定国阵擒关有才，降张明志，王自奇走投无路自杀身亡，而刘文秀在贵州活捉了忠于孙可望的张虎，关有才和张虎分别被押送昆明磔杀。

清理完云南方面的孙可望旧部，李定国似乎还不满足，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孙可望经营有年的贵州。

接替孙可望领导贵州的是刘文秀，曲靖之役后，刘文秀和李定国进行了分工，由前者负责追击孙可望，后者去平定云南。来到贵州后，刘文秀凭借他在大西军的威望以及和孙可望良好的个人关系，自然而然也接收了孙可望留在贵州的军队。

刘文秀接管了孙可望的地盘和人马，是出于维护安定团结的需要，有利于抗清大业，但是李定国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孙可望的遗产都是敌视自己的，而刘文秀继承了这笔遗产将不利于自己，使他可能取代孙可望成为自己在大西军内部有力竟争者。

此外，李定国认为刘文秀有故意放走孙可望和包庇孙可望旧部的嫌疑，对他很不满。

1657年10月，刘文秀见贵州形势己经稳定，出于抗清大局考虑，请求永历进驻贵阳，以巩固前线将士御敌的决心，使经过内乱破坏的抗清局势尽快稳定下来。

永历采纳了刘文秀的意见，准备动身。此时李定国正在云南西部征讨王自奇等孙可望旧部，得知这一消息，李定国立即给永历上疏，告病辞职。永历为了不影响李定国的情绪，表示暂缓移驾三个月，以待李定国回军后再行商议。

李定国反对永历移跸贵阳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出于安全考虑。贵州有不少亲孙可望的势力，而刘文秀与孙可望的关系良好，一旦孙可望卷土重来，上至刘文秀、下至将士都没有顽强抵抗的决心，如果孙可望来一记黑虎掏心，直奔贵阳，永历的安全实在堪忧，孙可望很可能会一举翻盘。二是出于权力考虑。刘文秀继承孙可望原班人马，对自己形成潜在的威胁，一旦再拥有永历这张王牌，就会名正言顺的成为大西军头号人物，他认为刘文秀此举有跟自己争夺大西军最高领导权嫌疑。

事实上，也许刘文秀有接收孙可望势力的意图，但是他让永历前往贵州绝不可能是跟李定国争夺大西军的最高地位。

李定国显然是被内讧冲昏了头脑，与孙可望的斗争中让他极度亢奋，完全沉浸其中，抗清大业己经完全抛在了脑后，这表现在这年12月，他建议永历帝将驻守四川和湖广的守军撤回云南，第二年3月，他又建议永历将刘文秀从贵州撤回云南。

刘文秀被召回云南后，永历召见了他并责问他为什么没有捉住孙可望，刘文秀的答复是孙可望走小路逃，而且连夜狂奔，难以追上。永历叹道：“若捉不住，原日也不宜捉他。今追之不获，反激之投他所处，恐滇南之祸不远矣。”

永历的意思是如果追不上，就不要把孙可望逼得狗紧跳墙，把他逼得投降清朝，很可能会勾引清兵入犯。永历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如果让孙可望回到贵州，给他改过的机会，也许还能维持大西军的团结。获许永历还怀疑刘文秀驱逐孙可望是为了攫取他的权力，因此对他颇为不满。

但是站在刘文秀的角度考虑，庆父不死，鲁难未己。如果不把孙可望赶走，会遗患无穷，他很可能会卷土重来，大西军内部的矛盾会更加复杂，而且日费提防，永无宁日。刘文秀的想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世上的事，大多是有利有弊，因此截然不同的看法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决定利大于弊或是弊大于利的，往往是后续工作。不幸的是，后续的事情不遂人愿，刘文秀到云南不久，一病不起，一个月后辞世，永历王朝又断了一臂。

李定国战略收缩的目的也许是为了防止孙可望伺机反扑，所以才将政治上不可靠的将领撤入内地，但这样做无疑给正在调兵遣将的清军提供了可乘之机。

1657年12月清廷正式下达了北、东、南三路进军贵州的命令，这三路分别是：北路吴三桂、李国翰部率军由陕西汉中南下，经四川攻贵州；南路由驻防南京的赵布泰经湖广，吸取洪承畴部下部分汉兵，再经广西联合定南王藩下提督线国安部，从南向北进攻贵州；东路是罗托、济席哈等统兵前往湖南，会合洪承畴所部主力，从湖南进攻贵州。

1958年1月，清廷又命郡王多尼（多铎之子）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率大批八旗兵南下，任务是支援三路大军，待攻取贵州后再往攻云南。

东路清军进展很快，二月罗托到达后立刻展开进攻，长期在湖南和清军相持的明军全线败退，清军很快就占领湖南全省进入贵州，四月占领省会贵阳。

北线的吴三桂速度也不慢，为了完成朝廷会师贵州的命令，他在四川跳跃前进，避开川东和川西的散漫而庞大的军队，经重庆一站抵达贵州境内，而四川明军似乎也没有和吴三桂纠结的意思，他们“放开大道，占领两厢”，任由清军“路过”而不去打扰，吴三桂军翻山越岭，操近路进占遵义，五月到达贵阳和罗托部会师，后又回驻遵义。

赵布泰二月从武昌动身，经湖南会合洪承畴标下张国柱部三千人，又南下广西会合线国安部八千人，接着北上进入贵州境内，五月份攻占独山，都匀。

截止五月，三路大军己攻占了贵州西部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永历朝贵阳守军单薄，土司罗大顺、总兵张先壁部虽组织了一些反攻，但因实力悬殊，被清军击败。

直到七月，朝廷才决定由李定国才秉黄铖出师。李定国原计划收复贵阳，派冯双礼、白文选进驻安顺，前锋祁三升、李如碧进抵平坝。

为多方牵制清军，李定国还以永历朝廷的名义，令罗大顺在贵州东部袭扰清军，并派使者赴四川联络王进友、王光恩部袭扰清军后方。

然而还没等李定国展开进攻，清军就己经发起了新的攻势。

九月，多尼带领增援大军由湖南进入贵州，十月，召集三路大军统领开会，部署下一步行动，会议决定兵分三路进攻贵州西部和云南。

具体部署是：吴三桂部从北路进攻、赵布泰部从南进攻，多罗部代替洪承畴、罗托部从中路进攻，后者留守贵阳，负责巩固贵州新占土地，并负责粮饷等后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