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众叛亲离

没人愿意冒着得罪战胜者的风险去庇护战败者，更何况这个战败者不仅主动挑起内战，而且违背道义，有谋逆之嫌，因此孙可望在败逃途中遇到了更令人心碎的背叛。

他像一个丧家之犬向东逃窜，路过安顺时，守将马进忠不仅闭门不纳，还派出一支军队驱赶，使他来不及招集失散的部众。

9月下旬，孙可望终于逃到贵阳，惊魂稍定之后，他命贵阳守将冯双礼出城警戒，驻扎在追兵的必经之路威清，并交待他一旦云南追兵赶到，就放炮报信。然而冯双礼不愿帮助他，追兵尚未到达就施放大炮，吓得孙可望连忙带着家眷逃离贵阳。一路上经过新添卫、偏桥、镇远、平溪、沅州等地，都吃了闭门羹，虽然孙可望敲打城门，但没人给他开门，好一点的从城墙上槌下一些饭食，有些干脆置之不理。

曾经不可一世的“国主”沦为叫花子，其中愤恨之情可想而知，因此孙可望决定效法吴三桂投降清军，利用清兵报仇雪恨，他咬牙切齿地对随从说：“李定国这样羞辱我，我不惜头上这几根毛，剃发降清，以报不世之仇！”

逃到湖南靖州，道官吴逢圣曾任孙可望的中书舍人，率部迎接，孙可望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在靖州，孙可望遣使向清方接洽投降事宜，然而他并没有时间等待清方的回复，白文选所率追兵日益临近，孙可望等人继续跑路，在武冈地界又遭到镇守总兵杨武截杀，差点被俘。

9月底，孙可望派人火速给清湖南当局写一封投降信，表达了投降和请兵之意。清方大喜过望，派军接应，11月，孙可望在清军的护送下来到湖南宝庆，在此正式投降清廷。当天，孙可望就迫不急待地向清五省经略洪承畴请兵攻打云南。

洪承畴此时正在为打不开西南的局面犯愁，打算引咎辞职，孙可望投降后，洪承畴感到自己立功的机会来了，他知道孙可望是南明政权的实际执行者，不敢怠慢，亲自从长沙南下会见孙可望，孙可望也从宝庆府出发北上，两人在湘乡见了面，会见过后，孙可望又随洪承畴回到督师驻地长沙。

洪承畴在会见孙可望的同时，向朝廷汇报了这一重大利好消息，收回辞职的请求，表示“不敢经奉旨解任回京调理致误军机”，准备大一场。在给朝廷的奏疏中，他利用孙可望之口给自己脸上贴金，说什么由于自己在在湖南、广西“以战为守”，使得南明军队“无隙可乘”，才导致“云贵内变自生，人心解体。”

清廷根据洪承畴等人的奏报，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封孙可望为义王，二是命洪承畴抢抓机遇，率本部人马会同旗兵罗托部“由湖广前进，相机平定贵州”。

1658年2月20日，清廷遣使到达长沙，并在那里正式举行册封孙可望为义王的典礼。然后令孙可望入京陛见，5月2日，孙可望到达北京，清廷派大员出城迎接，场面极为隆重。第二天，顺治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又是赐宴，又是给房、给银、给物，恩宠备至。

但是孙可望对这些东西并不感兴趣，曾经是高高在上的国主，现在虎落平阳，并不只求吃几块肉，而是要重新回到山林。他只想借刀杀人，一心想向清廷借兵攻打云南，梦想着活捉永历和李定国，重新在云南国当国主。因此他降清后一直叫嚣着要回云南报仇，其积极性超过清廷，清廷反被孙可望推着走。

当他还在长沙时，就将永历朝廷的军事机密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清军，并和洪承畴汇同众将领在图上作业，研究作战方略，还为清军提供一批熟悉地形的向导。

到达北京后，孙可望再次请婴去云南前线，表示愿意作为主角亲自带兵进讨，或是作为配角随大臣招抚云南各地。顺治命大臣商议，商议的结果是：以三路大军进讨云南，但是孙可望不必前往（无事可望再往）。显然，清廷对孙可望并不放心，知道他只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降清，并非真心实意，担心他随军前往云南，可能会生出事端，因此虽然孙可望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云南，但是清廷只想把他当作笼中的金丝鸟。

孙可望借刀杀人的愿望落空了，不仅不能再衣锦还乡，而且失去了自由。后来，孙可望在北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两年后不明不白地死去。

孙可望贪心不足蛇吞象，最终撑破了肚皮，身死他乡，遗臭史册。而他孜孜以求的封爵最终也竹篮打水一场空，在群臣的叨啄下，康熙将其子孙征灏降为慕义公，后又将其孙子孙宏相降为轻车都尉，到了乾隆三十六年，清廷干脆彻底取消了孙家的世袭爵位。曾经为封秦大闹朝堂，靠出卖国家得到义王的爵位，其子孙最终还是平民百姓，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