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十八先生舍身成仁
刘文秀在内监视孙可望，李定国则在外为永历寻找落脚点。两人一内一外，相互配合，共同保护永历朝廷的安全。
李定国进军两广，除了躲避孙可望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收复两广，好让永历朝廷还都肇庆。
孙可望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高悬在永历的头上，永历深知，除了李定国谁也不能改变他目前的困境。1652年，李定国在湖南捷报频传的时候，永历满心欢喜，他决定借助李定国扭转目前的困境，于是永历向亲信太监张福禄、全为国提出了密敕李定国护驾的命题。
张福禄、全为国主内不主外，他们建议让徐极、林青阳、胡士瑞、张镌、蔡演等大臣参与此事，这五个人不久前弹劾马吉翔、庞天寿依附孙可望，被认为是政治可靠的。
七人经过商议后一致同意永历的主张，于是他们又亲往大学士吴贞毓处寻求支持。经过磋商，1652年11月，众人决定派林青阳为密使，启程前往李定国军营中。由于李定国当时正忙于军务，没有及时反馈消息，林青阳一去无消息，半年后，心急如焚的永历再次派周官为密使前去打探消息，并对李定国进行封赏。
李定国接到永历 “词旨哀怆” 的密诏后，十分感动，对皇帝对自己的信任感激不尽，他叩头出血，说道：“只要我一天不死，就不能让陛下久蒙幽禁和屈辱，请再稍微忍耐一下，虽然我这么多年把可望当兄长，但是我宁愿辜负朋友，也不会辜负皇上。”
李定国虽然表态宁愿对不起孙可望，也不会对不起永历，但事实上他的想法是最好谁都别对不起，毕竟大西军内部的团结也是他十分看重的。
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打下两广，然后让永历自行名正言顺迁都肇庆，这样永历可以摆脱孙可望的束缚，而自己也不用和孙可望闹翻，两全其美，因此，他让永历帝稍安勿躁（稍忍待之），给自己一点时间。
但是李定国的广东的军事行动久不奏效，而永历密敕李定国的消息走漏风声，因此，当李定国在广东与清军掐架的时候，孙可望在贵州掐永历朝廷的脖子。
孙可望千方百计阻止永历和李定国接触，因此永历密敕李定国犯了他的大忌，孙可望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决定给永历朝廷一次狠狠的教训。
1654年1月，孙可望派亲信将领郑国、王爱秀去龙安“皇宫”，责问永历密敕一事，但是他们并不敢真正对永历下手，只能是并杀鸡猴，对参与此事的官员进行惩罚，他们要求永历交出参与人员名单。
永历临危不惧，回答道：“密敕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数年以来，外面假敕、假宝亦多，尔等还要密访，岂皆朝里事？”。
此话虽短，但是寓意丰富、机智雄辩，意思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否认这件事是朝臣做的，此说一箭双雕：如果不是朝臣做的，他这个当皇帝的当然不知道这件事。这样既保护了朝臣，又撇清了自己与此事的关系。
接着他指出，由于近年局势混乱，外界假敕、假印非常多，因此密诏李定国的敕书也是假冒的。永历的话有理有据，不久前孙可望胁封秦王之时，就出现了堵胤锡和陈邦傅两次假敕、假印，永历以孙可望熟悉的事证明他的观点，很有说服力。
接着永历否定了追查此事的必要性，打算息事宁人，他说，既然外面有这么多假敕、假印，如果都要一一追访，还不累死人？这哪里关朝廷的事呢？
虽然永历浇了点水，但是孙可望并不打算熄火，朝廷点了他的气门，他要不给朝廷放点血，就出不了这口恶气。
孙可望对朝廷大打出手，3月6日，郑国、王爱秀抓捕了吴贞毓等二十人，严刑拷打。蔡演等人经受不住，采取丢车保帅的策略，承认是部分朝臣勾结内监张福禄、全为国瞒着永历帝，私自使用印玺矫诏密敕李定国的。
孙可望得到汇报以后，虽然知道此事出自永历的意思，但是由于时机还不成熟，他还不敢对永历怎么样，于是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给永历一个台阶下，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他放过了永历，但对朝臣大开杀戒。
他逼迫朝廷组织对涉案人员过行审判。几天后，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之罪，判处十八人死刑，其中，张镌、张福禄、全为国被判为首犯，处以剐刑，其它十五人被判为从犯，立即处斩，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案”。
永历明知十八人是冤枉的，但是为保江山社稷，以图来日，他不得不出面表态，下旨诏告天下，同意了审判的罪名（内外连结，盗宝矫敕，擅行封赏，贻祸封疆），在量刑方面，按照议贵的原则将首辅吴贞毓改为自裁，其余人员执行原判（无分首从，宜加伏诛）。
为了安抚孙可望，永历还在诏书中肯定了孙可望的忠心，表彰他在危难中，有护驾之功（赖秦王严兵迎扈，得以出险，定跸安隆，获有宁宇），高度评价了他在收复失地方面的战绩（数月间捷音叠至，四蜀三湘以及八桂，存归版图），赞扬他比其它人更忠心任事（忆昔封拜者累累若若，类皆身图自便，任事竟无一人，唯秦王力任安攘，毗予一人），并人们展示了他对可望的信任（二年以来，渐有成绪，朕实赖之）。
最后永历也没有忘记做出自我批评，指出近年因为患难播迁，随护的人少，于是自己驭下之法太宽厚，以至身边出现小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失明（朕德不明），为此要深刻反省（深自刻责）。
十八人遇难后，有同情者收其遗骸埋葬于安龙城外之西山坡上，墓碑上题：明十八先生成仁处。
孙可望虽然达到了目的，但他觉得仍有必要从心理上打消朝廷的顾虑，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同时澄清人们对他本人的“误会”，于是他上疏朝廷表明心迹。
他首先肯定了永历“立置重典，以彰国法”的做法，接着说明将十八人正法的原因。
就这个问题，孙可望无法剖析密敕李定国的问题，因为提这个事情会引起人们对他欺凌朝廷的联想，他只能提擅自封赏李定国的问题，永历的诏书中也回避了这个问题。
孙可望说，李定国是我的兄弟，在战争中违反了纪律，将要受到处分，我现在正在让他改过自新（剿虏失律，法自难宽，方责图功，以赎前罪），然而有些人竟然盗印擅自封赏。他怒斥：我惩罚的，他们却要封赏（是臣议罚，诸奸反以为应赏矣），这不是和我做对吗？
接着孙可望再次施展他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绝活，解释了自己大权独揽原因和要求封秦的历史问题。
他说专权是因为工作需要，打仗要统一指挥，要赏罚分明，作战的都是他手下的士兵，只有他能行使这个指挥权（惟臣得以专之）。同时，他必须有要有较高的爵位（故名器宜重），才能提高自己的名望，指挥得动各路人马，这事也是早己让杨畏知向朝廷奏明。
提到杨畏知，他顺便捎带解释了一下自己处死他的理由，仍是因为杨畏知擅自离开自己的行政机构进入朝廷办事（即畏知之服上刑，亦以晋中枢旋晋内阁之故），属于背叛和擅离职守。
孙可望花了大量的口水解释了自己霸道的原因，接着他笔锋一转，着重消除人们对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怀疑和指责。
他表明朝廷在贵州是安全的。自己对朝廷的安危十分关心，朝廷还在南宁的时候，他就让贺九仪带兵护卫，朝廷在强虏面前才“晏然无恙”。来到安隆，三年来平安无事，十分安全。
指出永历去往别处是十分危险的。南宁失陷后，朝廷逃到濑湍，诸奸打算让皇上逃往广东李元胤的驻地防城，后来李元胤败死，充分说明他们的建议是错误的，当初如果按照他们的建议，后果将不堪设想，把他们活剐了都不足以赎回他们的罪行。
然后直奔主题，重点说明朝廷现在又有想法是十分危险的，孙可望在这里不方便明说明是什么想法，只说是“又起风波”，这里的“风波”指的是再次移驾，暗指朝廷中一部分人密敕李定国扈驾。 孙可望把群臣这一想法和他们上次打算劝永历移跸李元胤防城的错误相提并论，怒斥他们这样做是犯同样的错误，将再次置皇上于死地（岂有一防城，一元胤可再陷圣躬乎？）。
接着，孙可望又从反面论证，指出自己不用挟天子以令诸侯也能雄霸一方，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他说，我本来是一个农民，没有向朝廷要过一个名位，也没有享受过朝廷升斗福禄，但不是说出身不好就不能称雄一方（亦非原无位号不能自雄者也）。我是为国家不幸感到孤奋激烈，想为国做一点贡献，留芳名于万古而己。
最后他表达了洒脱的立场，说道，希望皇上能够在此卧薪偿胆，不要忘记在濑湍时走投无路的困苦，如果你要认为安隆这个地方偏僻，钱粮不够用，想移居到外面，那就请自便，我会准备人马钱粮，欢送你们，断不敢阻留，以背负要挟朝廷的名声。
孙可望巧舌如簧，为自己的跋扈找借口，消除永历君臣迁移的想法，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极力否认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他为此文武兼修，上演了一出欲盖弥彰的好戏，再次为我们奉献了一个强辞夺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