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张献忠屠蜀与“七杀碑”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张献忠的高压政策不仅没有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反而进一步丧失人心，上层社会反对他，老百姓反对他，甚至大西政权内部也有不少人反对他。
这个毫无群众基础的政权从1645年底开始，发生了一系列地方官员投降明军的反正事件。
与此同时，明朝残余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变被动为主动，形势对民军越来越不利，面对巨大的压力，张献忠的高压统治也进一步升级。
1945年7月13日至18日，张献忠首先向成都城内的百姓举起了屠刀，先杀男子，然后逼妇女跳江，将成都城内的百姓屠戮一空。
接着张献忠又打算发兵四路对城外的蜀民屠杀，但是屠杀很难一次杀完所有人，担心遗漏的人反抗激起民变。力主屠蜀的汪兆麟建议先杀有能力、有智力领导百姓反抗的人，如乡绅、士子以及僧道医卜堪舆之流。他进一步建议以“特科”的名义，借口遴选真才，调集上述人员来省城，由各地方教官点送，不来的就地正法。等人都来齐了以后再用计进行屠杀，把这些人杀完以后，其它老百姓人数虽多，但都各顾身家，不敢变乱，这样就可以派出大队人马四处捕杀，这样蜀民就可很快杀完了。
张献忠很赞同这个计策，于是立刻付诸实施。没过多久，各地士子纷纷来到，连同仆从有万余多人，各地教官千余人。张献忠把他们集中在大慈寺中，派兵把守，十一月九日，突然又宣布今年不考了，等明年春天再考，把士子依次带出城外，张献忠派士兵等候在必经之路濯锦桥上，将士子砍死，尸体扔到河里。
张献忠又认为川人中有许多剽悍亡命叵测不轨之徒混进了军队里，下一步大规模屠杀老百姓恐会激起兵变，因此又决定杀川军。1646年正月十日至十五日，下令十四岁以上的，不论男女全部杀死。一时尸体堆积如山，绵亘七十余里，百里之外都能闻到臭味。
杀完川兵的第二天，张献忠开始大范围的屠杀百姓。1646年正月十六日，派出部队对成都府属的三十二州县的百姓进行屠杀。要求“处处残灭、节节搜杀”。并定下了考核指标体系：杀一个男人，要剁两只手掌、割下两只耳朵及鼻子来验证，计一功。杀一个女人以4双手计一功。杀儿童以6双手计一功。
关于张献忠在四川杀人的具体数字难以统计，从其制造无人区的明确目标，及由近至远、由城而乡、由兵而民、由精英而平民的精心策划以及实施过程可以看出，这个数字应该不小。
普遍的看法是张献忠屠蜀是一种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的变态屠杀，是张献忠变态人格的反映，这种看法也不正确。
通过分析张献忠和大西政权的处境，我们可以看出，这场屠杀的目的是为了稳定政权的需要，而不是以杀人为目的。
由于四川人民，特别的成都人民的不合作，大西政权以往收买人心的政策完全破产，大西政权己经完全站立在人民的对立面上，为了生存，大西政权采取了高压统治，但是高压统治的成本非常之高，而且进一步激化矛盾，势必不能长久。
成都城内为防范人民的各种管理措施非常繁复，特务政治也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些战时体制由于成都人民的不合作看不到结束的时期，大西政权负担着沉重的管理成本。管理者为了降低成本，就会减少管理对象，所以张献忠杀光城中的人民，以解除这种负担，同时消除了城内的不稳定因素。
城外的人民对成都也是一个威胁，只要有机会，他们随时会加入推翻大西政权的行列中来，可以说，大西政权生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这令张献忠感到不安，他感到有必要在成都附近制造一个无人区，以便让他的政权和企图颠覆政权的人民隔离开来，这样他才能感到安全。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被树林包围的房子里，为了避免火灾发生时会烧到房子，他必须把离房子很近的一圈树木砍掉，张献忠的心态有类于此。
因此张献忠决定将成都府所辖的三十二州县的百姓杀死或赶走。虽然张献忠制定了看似恐怖的奖励杀人的办法，但实施过程中也可能是以恐吓驱逐为主，从其实施的时间和范围有限，没有超出“隔离”这一政策的需要，老百姓也完全有时间逃跑，这一屠杀的数字不宜夸大。
张献忠真正想杀的是百姓中的“疑能”分子。包括乡绅、士子以及僧道医卜堪舆之流，因为他们有能力领导人民给大西政权制造麻烦，让他们逃离可能就是放虎归山，所以张献忠以“特科”为名将这些人诱杀。
屠杀城外的百姓之前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军中的四川籍士兵，他们有些是城外百姓的子弟兵，如果屠杀城外的百姓，这些士兵很可能会造反，因此，在屠杀城外百姓之前，张献忠对自己部队里的川军动了手。这一行为看上去是十分疯狂和漫无目的的屠杀，许多人以此判断张献忠屠蜀是反人类和变态心理的产物，从而夸大了张献忠屠蜀的残酷性，事实上也是一种策略。
总而言之，张献忠屠蜀是政策而不是种族灭绝，政策是有一定时限和范围的，因此我们推论，这一政策并不是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
真正导致四川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是清军进入四川以后对蜀民的屠杀，四川地势险要，民风剽悍，蜀民不肯和张献忠合作，也不会屈服于满清统治者，在战领四川的过程中，清军对蜀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
这场屠杀时间长，范围广，影响远远大于张献忠屠蜀，至康熙24年，清军完全占领四川全境时，四川人口仅余9万，后来有了著名的“湖广填四川”这一重大人口迁徒事件。
为了掩盖真相，清统治阶层将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归结到张献忠头上，夸大了张献忠屠蜀的数字。
一个流传广泛证据是关于“七杀碑”的传说，据说张献忠杀人如草，还特别立碑明志,上书“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事实上，考古发现的所谓“七杀碑” 实为张献忠“圣谕碑”，上书“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并无一“杀”字，与传闻截然不同，可见“七杀碑”实为清统治者为诬蔑张献忠而散布的流言，并且，此流言影响之大，足以证明在清朝的严厉思想控制下，“众口皆碑”道出的未必是事实。
虽然这一说法仍有争议，但我们仍可以从逻辑上再次否定“七杀碑”存在的可能性。“圣谕碑”是用来诏告天下，教育民众的，以杀人为宗旨的文字不可能出现在以教育民众为目的的碑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