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张献忠的遗产：改邪归正

第一节 张献忠称帝

桂林沦陷后，孔有德继续推进，永历五年（1651）二月，清军攻克梧州、柳州，九月，陈邦傅以浔州、南宁之地投降，南明失去了广西境内主要城池，清军遂分路略定广西郡县。与此同时，尚可喜攻克了广州，占领广东全境，永历政权在两广己没有立锥之地。

年底，正当广西全境沦陷，永历帝被孔有德追赶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盘距在云贵一带的大西军余部首领孙可望向他发出了邀请，永历帝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于永历六年（1652年）二月逃到贵州安隆所。

从此，永历政权结束了以两广一带为主要控制区、并接受大顺军余部拥护而抗清时期，开始了以云贵为主要控制区，并接受大西军余部拥护而抗清的新阶段。

崇祯末年，张献忠在四川开展了一场精彩的运动战，拖垮了督师杨嗣昌，并变被动为主动，攻克襄阳城，杀明宗室襄阳王，给明朝以沉重的打击。

但是张献忠的胜利成就了李自成，他自己并没有太多收益。刚刚从四川进入湖广，张献忠就受到了左良玉部的攻击，被杀得落花流水，成了光杆司令。

实践证明，左良玉不和民军在山区纠缠，待其窜入平原再寻机歼灭的战术，要比杨嗣昌死缠烂打的战术高明得多。

但是明朝为了证明这个道理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李自成借机异军突起，不可遏制，他们扫荡中原之后，又挥师南下驱逐了左良玉，在湖广称王。

不久又放弃湖广进入陕西，张献忠混水摸鱼，进入了湖广。左良玉虽然打不过李自成，但是十分擅长收拾张献忠是，他很快就回到湖广，赶走了张献忠，于是张献忠只好带着队伍向西进入四川。

1644年春，天下大乱，李自成在明朝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帮助下攻陷了北京，不久又被清军和吴三桂军赶了出来，形势如白云苍狗般变化莫测。

张献忠对外界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一头扎进四川，屁股朝外，干得如火如涂，他的目标是割踞四川，然而四川官兵在无政府状态下仍在行使职责，顽强抵抗张献忠的入侵。

1644年8月，就在清军在陕西进攻李自成的时候，张献忠也收工了，他终于从大明的尸体上割下了一块肉，在蜀王府称帝建立了大西政权。

清军面对大明庞大的遗产一时忙不过来，暂时没空搭理张献忠，而张献忠似乎也不关心外界的情况，长期走哪吃哪的流寇生涯，使他缺乏长远的眼光和负责任的想法。

但是张献忠的日子并不好过，四川军民对大西政权极为排斥，欲除之而后快，由于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虽然张献忠自封为帝王，但他仍是一个外地人。

大西政权建立初期也想结好蜀民，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安抚百姓、发展生产、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也作为了一些政策，但这些政策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大西政权仍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

在政治上，实行高压统治，严厉打击上层社会。

在经济上虽然也制定了税收政策，但仍然保留了其长期以来的追赃助饷的传统，要求各地的富民大贾，上交数量庞大的金钱，并派军队下乡打粮，严重损害了平民群众的利益。

另一方面，由于明朝制度的完善，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庞大，以及正统观念深入人心，明朝的地方有很强的自治能力和受到伤害后的自我修复能力。虽然明朝己经灭亡，明朝在四川的文官武将丝毫没有懈怠，充分发挥了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的精神，自觉组织力量进行抵抗，甚至比明亡前干得还好。

大西政权成立后，抵抗的火苗就没有熄灭过，呈现星火燎原之势。参将曹勋、户部主事范文光等一批忠于明室的文武官吏绅衿奉蜀王之侄为盟主，称蜀王，形成了一个抗西的小中心。

此外川北的明松潘总兵朱化龙、嘉定叙州的参将杨展、重庆的曾英等仍在坚持与大西斗争。

其它小规模、小范围的斗争还有很多，如峨眉、夹江、中江、射洪、巴州、通江等地都发生了抗西斗争，甚至连峨眉万年寺的僧人也加入了战斗中来。

弘光政权建立以后，极大地鼓舞了四川的明朝残余势力，弘光政权委派赵光远、樊一蘅、王应熊、耿廷箓、贾登联等大批干部入蜀开展工作，与当地干部一起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力量，不断向大西政权发起反攻，抗西斗争开展的有声有色。

面对明朝的反攻，张献忠一方面对外四处用兵，一方面对内采取高压统治，大肆屠杀，以消除一切不稳定因素。

最初的屠杀只针对统治阶层，包括宗室和文武官员。为了清除明朝的象征和精神支柱王府宗室，1644年10月份，令各郡县起送王府宗室及家属数万人，全部杀害，同时对明朝的故吏、卫所世职及其家属，进行搜杀。

对文人学士实行隔离拘禁政策。张献忠认为乡绅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讲究伦常，忠于明朝，散布在社会上会“造言生事”，不利于统治，必须将他们集中在城里，与老百姓隔离起来，因此大西政权以科举为名，要求绅士知识分子全部报到，如有不来就进行处罚，妻子抓去当军妓，还要连坐十家。学子们被骗来之后，不能再回到乡间，全家被赶到城里居住，十人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

对社会面实行严格的管制，反颠覆反渗透。大西政权要求所有居住在山寨中的人务必迁出，否则视为反叛予以剿除。为了防止城中人叛乱，加强明察暗访，白天有许多士卒化装成做小贩、郎中、乞丐、江湖术士，穿行于大街小巷，听到有人说大西政权的坏话立刻抓起来。一到晚上，士卒就潜伏到百姓家的床下或是房顶上进行监听，如果有一家犯事，左右邻居一并受罚。

成都的四个城门不让随便出入，如果有人要出城，先要到兵马司登记姓名、住址、户主、家庭人员情况、担保人、左右邻居姓名、目的地、回城日期等详细情况，如果不能按时回来，先杀户主，后杀全家，邻居和相关人员也要受到惩罚。

从城外入城的，经兵马司盘问后，填给入票，办完事出城，要验缴原票。如果是当天去当天回的，比较简单一点，在左脸上盖个章，出城的时候验一下章就行，不过如果你不小心把原票弄丢了，或是因为出汗把印章冲掉，因磨擦使印章看不清楚，那么对不起，就要被抓起来，受到严厉的处罚。

上述情况表明，大西政权建立以后得不到蜀地人民的支持，犹如建立在沙砾之上，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大西政权不得不实行战时体制以维护其统治。

大西政权无法取得蜀地人民的支持，原因是多方面的。民军形象不佳，而明朝又未完全失去人心。民军取代明朝，势必和原明朝上层社会产生矛盾，而打粮等行为又使民军和下层劳苦大众产生矛盾。矛盾出现以后，民军实行高压统治，其中一些做法大大超出了必要性而带有流寇主义，使其进一步失去民心，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