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风起云涌

南京陷落以后，马士英等人逃往杭州，企图拥立潞王监国，清军继续南下，攻克苏州后，又马不停蹄开向杭州，在汉奸陈洪范的影响下，潞王率文武大臣打开城门投降，一部分不愿投降的官兵渡过钱塘江，向东南退去。

军事进攻与招抚同时进行，清廷派遣官员到各州、县征收当地的税册，进行所谓的治理，起初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许多地方纳表归顺，多铎得意洋洋地向朝廷报告：浙西的湖州、嘉兴，浙东的绍兴、宁波、严州等府“亦皆归顺”。

在多铎看来，明政权己经消灭，剩下的事情就是招抚，武斗己经派不上用场了，于是他把剩下的工作交给洪承畴，自己带着八旗兵返回北京休整，多铎和他凶恶军队从北京打到陕西，又从陕西打到江南，几乎跑了大半个中国，十分疲劳，确实需要休息，但是由于清廷的统治根基在浙江一带仍很薄弱，他们前脚刚走，浙江就又重新陷入混乱。

八旗兵的离去使人们具备了反击的客观条件，对剃发政策的反感给了他们反击的主观条件，在宽阔的钱塘江的庇护下，余姚的原明官员孙嘉绩、熊汝霖首先举起了抗清的义旗，浙东各地闻风而动，郑遵谦起于绍兴，钱肃乐、王之仁起于宁波，沈宸荃、冯元飏起兵于慈溪等等， 他们将清廷任命的官员杀死，并将清军赶回钱塘江西岸，与此同时，浙西的反抗斗争也蓬勃发展起来。

8月下旬，浙东的明朝官员及抗清武装拥立从山东逃亡到台州的鲁王朱以海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以鼓励和号召这一地区的抗清斗争。

此后浙东的明军和浙西的清军在钱塘江边发生了多次战斗，明军熟悉当地的地形，能够迅速部署战斗人员到关键地点，他们沿钱塘江东岸和杭州湾南岸建立起一条弧形防线，总兵方国安从浙西前来驻守七条沙、王之仁从定海移驻西兴，浙中的义军度过钱塘江，联合浙西的抗清势力，开辟了敌后战场，抗清形势十分喜人。

强烈的乡土观念在推动浙东地区的抗清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观念重在保卫家乡，各支义军很少考虑到其它地区进行战斗，扩大朝廷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由于机制和体制的原因，浙东明军无法形成合力，指挥系统松散，在军事上无法统一调度，在财政和后勤上无法统一供给。明军中的官军和义军各自为战，自行筹集粮饷，而鲁王又缺乏御驾亲征的恢弘气度，无法做到一举扭转抗清形势，在整个1645年下半年，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就在鲁王政权建立的同时，唐王朱聿键在福建也建立了一个政权。

弘光时期，给许多失去土地的北方藩王指定了新的领藩，除了鲁王朱以海从山东迁到浙江东南外，唐王朱聿键也受命从河南迁到广西。

唐王是明末诸帝中少有的一个很想有所作为，且具有一定政治眼光的人物，他有很强的责任心，竭尽全力挽救朱家王朝，从不畏惧战争。在生活上，他俭朴、勤勉，因为不注重性生活，他无儿无女，只有一个10年来和他一起备尝辛苦的妻子曾氏。

崇祯九年，清兵内犯，北京戒严，朱聿键激于义愤，不惜违背祖制，率护卫勤王，然而崇祯并没有领他的情，而是将他废为庶人，囚于凤阳，直到弘光登极后才重获自由。

当南京陷落的时候，朱聿键正经过苏州去广西，苏、杭陷落后，他在水师将领郑鸿逵的保护下，退到钱塘江上游的衢州，在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指导下，他在那里宣布即位监国，然而衢州处于清军的射程范围之内，他无法在那里逗留。

在福建军阀郑芝龙和官员黄道周等人的邀请下，他继续向西南进发，7月底，他到达福州并在那里正式即监国位。

从禁固中解放出来后，面对危局，唐王表现出了更大的决心和主动精神，他相信他的时机己经到来，他是唯一能中兴明朝的藩王。

为了更好地鼓动北方人民奋起抗清，唐王打算亲征，为了增强亲征的号召力，8月，唐王在福州称帝，建元隆武，封郑氏兄弟侯爵，主持军事，黄道周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隆武帝建国福建的消息传来，江浙、安徽、江西等地纷纷响应，李自成余部荆襄十三家也表示拥护，隆武政权的管辖范围包括福建、两广、云贵全省，以及湖广、安徽、江西的一部分。

称帝以后，隆武开始积极筹划御驾亲征，他宣布：“若一日孝陵未见，一日西北赤子未援，一统旧疆未复，即是负祖负民”。虽然他抱负远大，但却很难有所作为，因为他缺少忠心武将的支持，手里军事资源十分有限。

福建军阀郑芝龙出身海盗，他只热衷于在福建当土皇帝，既没有封建忠君思想，与没有反抗民族压迫的观念，他支持唐王在福建称帝只是想借此扩大和深化他在福建的势力。

为了拢络郑氏集团，隆武帝除了封郑芝龙和郑鸿逵兄弟为侯爵外，还让郑芝龙兼户、工、兵三部尚书，容许郑芝龙将他的许多亲戚朋友安插在重要位置。由于没有孩子，隆武甚至将郑芝龙的长子郑森过继为己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号称“国姓爷”，他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成功，事实上，他是郑芝龙和日本妻子生的混血儿。

然而这些手段并没有让郑芝龙感恩戴德，他的利益仅限于福建，既使隆武帝取得天下，对他来说也没有一点利好，因此他对隆武帝的北伐计划不感兴趣，采取敷衍态度，他的军队占用了大量军饷，但迟迟不愿出征，总是以准备不足为由，一再拖延北伐的时间。事实让，他根本不相信隆武帝能够扭转乾坤光复大明，为了保住自己荣华富贵和在福建的地位，他随时准备望风而动。

郑氏的消极态度与极力主张出征黄道周等文官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两者龃龉不断。

黄道周是福建漳浦人，明末著名政治人物，《明史》将刘宗周和黄道周并入一传，因为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

两人都“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严冷方刚，不谐流俗”，在学术上拥有很高的成就，在官场上都因直言善谏和崇高的道德修养享有盛誉，为一代宗师。相对而言刘宗周的名气更大一些。

两人都属于东林集团，都因为同党辩护被崇祯处罚，不同的是黄道周因为和崇祯抬杠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被叛“永戍广西”。此外，刘宗周与复社没太多瓜葛而黄道周与复社领袖张溥的关系极为密切，黄道周下狱后，张溥欲倾家荡产相救，崇祯十五年终于通过周延儒的关系使黄道周获释，而此时张溥己经死去，作为著名书法家，黄道周亲自为他题写了墓志铭。

南明时期两人都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运动，都主张御驾亲征，不同的是刘宗周得不到皇帝的支持没能实践这一理想，而黄道周得以付诸实施。

1645年11月，黄道周自请督师北伐，去煸动和支援江西的义军，他带着一支小规模的队伍和一个月的口粮离开了福建，他相信以忠义相号召，他在沿途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获得粮饷接应并不断扩充队伍。

他的想法部分得到了实现，他“所至远近响应，得义旅九千余人”，但是武斗与文斗不同，不是仅凭勇气和道义就能取胜，虽然黄道周敢于和皇帝打口水战，并把皇帝气得浑身发抖，但是在面对清军的时候，他的知识和口才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不懂得战争规律的黄道周和他的乌合之众在婺源被汉奸张天禄轻易击败，他本人成了俘虏，被解往南京。

大汉奸洪承畴十分敬重黄道周，百般劝其投降，黄道周坚贞不屈，反而写了一首诗，将为国捐躯的史可法和苟且偷生的洪承畴作了对比，其诗云：“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谐音承畴）。

洪承畴恼羞成怒，下令将黄道周处死，1646年3月，黄道周在明孝陵旁从容就义，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衣袖里发现了血书“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旁边还有四行小字：“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洪承畴的荣华富贵和黄道周的惨死充分印证了一句哲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崇高是崇高者的墓志铭。在明末清初那个历史转折的关头，这一哲理每时每刻都在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