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致亡症结：外战外行内战内行

第一节 唐朝模式和宋朝模式

弘光政权灭亡了，它留给我们一个巨大的疑问，明朝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到最后为什么连像东晋和南宋一样偏安一隅都无法做到呢？

首先是军事上的问题，弘光政权没有致力于发展军力，藩镇战略使中央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而它所倚重的镇将，又极不可靠，灭亡再所难免。

相对藩镇这一战略而言，刘宗周提出的“御驾亲征”的思想，要靠谱得多。

刘宗周，山阴人，学界泰斗，道德圣人，著名东林党人。在学术上，他精研理学，学宗良知，为王阳明正传，在聚徒讲学的过程中，他和党人搞到了一起，不仅入过顾宪成的东林书院、冯从吾的首善书院，还亲自创办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和那个时候的许多文人一样，刘宗周也属于光说不练型的。作为东林大佬，他在人事上的诤谏不着边际；作为学界泰斗，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建议有一定的合理性；做为道德圣人，他忠君爱国。

也许刘宗周境界太高，所以看不惯的事情很多，他又无欲则刚，所以发言无所顾忌，他的奏疏无论从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不同凡响。《明史•刘周宗传》中关于他建言的记载长篇累牍，这些奏疏字句尖锐，抨击人物毫不留情，动辄要人性命。

崇祯八年，他上了一篇《痛陈时艰疏》，对当局进行批评，此疏不仅剌痛感官，而且触及灵魂，让崇祯感到很不舒服，崇祯很想收拾他，但是顾忌他的名声，几经犹豫，最终只是降旨批评道：大臣论事，应该从国家和时局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能像小臣一样去责骂朝廷，以博取清直的名声（谓大臣论事宜体国度时，不当效小臣归过朝廷为名高，且奖其清直焉）。

然而刘宗周还是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后来又为姜埰、熊开元辩护，被崇祯开除回家。

那是一次著名的辩论，一个是儒教圣人，一个是世俗圣人。双方的争论主要围绕着惩治言管的合理性以及锦衣卫代替正常司法机关的合法性这两个命题展开。

刘宗周从维护国体的角度出发，认为崇祯不应该把建言献策的大臣投入诏狱，他说：“国朝无言官下诏狱者，有之自二臣始”，刘宗周还认为崇祯一方面下诏求贤，一方面却将献言者投入监狱，言行矛盾。

崇祯从整顿吏治的角度出发，认为打击违法者可以不拘典章制度，他刻意混淆司法机关与皇帝私刑锦衣卫的区别，说道：法司机关和锦衣卫都负责刑事，哪有什么公私区别。况且惩罚一两个言官，对国体有什么损伤？有果有人如贪赃坏法，欺君罔上，就不能问罪吗？。

刘宗周抨击了锦衣卫制度，说道：锦衣卫都是膏梁子弟，不学无术，听太监指使。即使陛下要惩治贪赃坏法，欺君罔上之事，也不能不交给司法部门处理。

从表面上看，刘周宗的出发点是维护言官制度和司法制度，言出于义，崇祯箝制言论，擅用私刑，破坏制度，是非正义的。但是党争的大背景下，言官制度和司法制度本身己经十分败坏，早己失去了初衷，崇祯动用皇帝私刑属于无奈之举，在这种情况下，刘宗周拼命维护腐朽制度，恐怕另有原因。

事实上刘宗周并没有置身党争事外，他对于营救姜埰、熊开元二人异常积极，他约中央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共同申请救二人（宗周约九卿共救），并且放出话来：各衙署要倾剿出动，直到将二人改判刑部才罢休（今日当空署争，必改发刑部始已），此外还对造成熊开元入狱的周延儒及其爪牙范志完进行了攻击，崇祯十分生气地作出了判断：“如此偏党，岂堪宪职！”，他将刘宗周革职，并命刑部议罪，后因阁臣劝阻，免去了议罪，只是将他罢免。

连刘周宗这样清高的儒教领袖、道德圣人也在党争大潮中“中流击水”，可见崇祯临终前所谓“群臣误朕”并非完全是托词。

刘周宗到家两年后北京沦陷，听到这个噩耗后，刘宗周表现出了他作为道德圣人的一面，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忠于明朝，并第一时间投入到挽救危亡的行动中，在此过程中，表现出了很强的责任感。

他一个人扛着长矛走到杭州，要求杭州巡抚黄鸣骏为崇祯发丧并起兵讨贼，黄鸣骏虽然勉强同意发丧，但是对于起兵一事逡巡不前，刘宗周又和前侍郎硃大典，前给事中章正宸、熊汝霖等人召募义旅，谋划北上。

就在这时，弘光政权建立了，弘光重新起用刘宗周，恢复他原先的职务，但是刘宗周以大仇未报为由，拒不受职，而是以草莽孤臣的身份发挥他的专业优势，对时政建言献策。

实践证明，只要有责任感，说话就会比较靠谱。责任感增强的刘宗周此时提出了“御驾亲征”的战略思想，他提出：“今日大计，舍讨贼复仇，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无以作天下忠义之气”。这一战略思想是解决当时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

“亲征”解决了“干不干”的问题，明确了目标、任务，此目标有利于发展军力，报仇雪恨。

“御驾”解决了“谁来干”的问题，使恢复明朝的大业和保持南明身家性命的工作有了责任主体。这一点很重要，在危难关头，必须有人振臂一呼，作为朱家王朝的产权继承人，皇帝本人义不容辞，他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至关作用。

刘宗周还对“御驾亲征”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回答了“怎样干”的问题。刘宗周认为，中都凤阳地理位置优越，“东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顾荆、襄，而南去金陵不远”弘光率亲征之师进驻凤阳，掌控四方，并以此为基地进行北伐。他这样一来，就会得到各地的响应（秦、晋、燕、齐必有响应而起者）。他还建议弘光亲自掌握禁军（京营提督，独断寝之）。

“御驾亲征”没有被采纳，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个：

一是由于皇帝和官员们的惰性以及军事人才的缺乏，这一战略难以找到合适人选付诸实施。

二是由于东林党人另立新君的企图始终存在，弘光和马士英等人“日费提防”，不敢轻易出动，以免被敌对分子抄了老底。东林党惦记着弘光的坐椅，而与东林关系密切的刘宗周又鼓动皇帝移开他的屁股，这让弘光产生联想。而刘宗周让皇帝出镇的凤阳，是明代关押皇室人犯的地方，这仿佛是对弘光的诅咒，刘宗周也因此议倍受别有用心者的攻击。

三是因为形势出现了新变化，满清入关，李自逃回陕西，弘光政权对其鞭长莫及，而进占中原的满清，南明也没有对其开战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南明需要对这两个敌人维持恐怖平衡，以静观其变为主。

但是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是“御驾亲征”也好，是静观其变也罢，中央必须把枪杆子抓到自己的手中，并不断壮大自己的枪杆子，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弘光政权恰恰是没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在大浪来袭时，即刻倾覆。

此外，种种迹象表明，弘光政权放弃“御驾亲征”，选择“藩镇”是一种以史为鉴的行为，只不过他们借鉴错了朝代，才产生了错误的战略。

他们借鉴的是唐代的历史，而不是宋代的历史，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模式，唐朝的安史之乱，黄巢之乱，这些都是内乱，而北宋亡于金兵制造的“靖康之难”。

李自成攻灭北京给明人造成的切肤之痛使他们脑海里只是内乱而没有外患，他们很容易将李自成和曾经攻陷长安的黄巢相提并论，从而很容易将当时的局势和唐朝联系起来，从而采取了唐朝的“藩镇”模式。

事实上，南明和处境类似于南宋而不是唐朝。他们的主要敌人是清军，而不是李自成。南宋是如何抵挡金军南下的？南明没有研究，他们部署的“藩镇”战略，完全是为了应对内乱的民军，对于满清，他们完全没有相应的部署。

南明的面前有两个猛兽，一个是天上的猎鹰，一个是地上的老虎，南明只看到了老虎，忽略了猎鹰，虽然他们修了高大的围墙，挖了又深又宽的濠沟来敌挡老虎，但是这些围墙和濠沟对于从空中来的猎鹰毫无防备意义，当猎鹰来攻时，南明束手毙命。

如果弘光政权能早日发现满清的危害，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御驾亲征”亲征的战略壮大陆军，规复中原，或是像南床一样建立强大的水军，将满清阻止在长江以北，完全有可能为明朝保存最后一点血脉。

很显然，在学习历史的时候，南明的学者们刻舟求剑了，这再一次说明，历史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学习正确的历史是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