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清军南下

左良玉进军的同时，清军方面也发动了灭亡弘光政权的战役，形势非常危急，弘光政权面临者攘外于安内的两难选择，对于马、阮等人来讲，如果清军来了，他们还能投降保命，而如果左良玉来了，他们没有生存的可能，因此，他们选择了“安内”，用马士英的话来讲，“吾辈吾臣宁愿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在此思想指导下，大量江北的军队被调往西线，督师江北的史可法也接到撤回江南的命令。

对西线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实际需要，南明第一猛将黄得功在铜陵轻易击败了左军，迫使其退回九江。真正的危险来自北线，此时的情形己经万非危急。

李自成仓皇撤离后，北京市民对还没来得及撤离的民军进行报复，人们成群结伙地搜捕大顺士兵，将其当众砍头或是投入火中活活烧死。群众自发的运动往往会出轨，在行动中，凡是操西北口音的人都受到连累，一些很早以前就迁到北京定居的西北人也被当成民军被杀死，还有一些人乘乱对他们的仇家进行报复，总共有2000多人死于这场狂潮，直到清军入城才宣告结束。

清军进入北京后，一方面以为崇祯办丧事为切入点，邀买人心，一方面窃取他的遗产，宣传“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消除人们当亡国奴的悲痛，帮助人们接受改朝换代和接受敌国异族统治的事实。

然而大多数市民还顾不上忧虑国事，他们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按照惯例，清军会烧杀掳掠一番后满载而归。

人们的担心并非多余，清军内部对于下一步行动并没有共识。虽然多尔衮有吞并天下之志，但是更多的人出于种种顾虑，宁愿像以往一样，将这次行动当成一次狩猎，而不愿长久居留。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记载：“八王（既阿济格）言于九王（既多尔衮）曰：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京，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九王以为先皇帝尝言：若得北都，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两王论议不合，因有嫌隙云。”

阿济格是多尔衮的亲弟弟，是多尔衮倚重的亲信，二人属于同一政治集团。但在建都这件事上，同一政治集团内部尚且有不同认识，足见当时满清贵族内部分歧之大。很多满清贵族都提出要对北京大肆杀掠，然后返回关外盛京，为此他们在北京城内到处传言，将“放抢三日，杀尽老壮，只存孩赤”，企图制造混乱局面，逼迫多尔衮返都盛京。

然而多尔衮在众多汉臣的支持下，力排众议，他多次晓谕民众，禁止杀掠，并督促顺治帝尽快来到北京，断绝权贵返回之心。

在多尔衮安排下，顺治帝八月份自盛京启程，九月到达北京。十月初一日，在紫禁城武英殿举行登极大典，建都称帝，正式宣布“定鼎燕京”。

坐稳了屁股之后，清朝又开始收拾李自成了。十月，清军主力分南北两路夹击李自成，北路为阿济格率领，南路由多锋率领，吴三桂随阿济格的北路军行动。

清朝之所以先对李自成下手，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清朝要吞并全国，首先要占领北方，李自成不仅在北方，而且山、陕扼京师上游，对清朝的北京政权构成威胁，按照远交近攻的原则，应该先打近在咫尺的李自成。

二是李自成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己经恢复了元气，并开始组织小规模的反扑，必须乘热打铁不能让李自成完全复元。

三是打击李自成可以打着为大明复仇的旗号，名正言顺，不仅容易取得北方汉人的支持，而且可以转移人们对满清建都北京的不满。如果刚占领北方就进攻南方，会招来强烈的反弹。

最后一个原因至关重要，他使李自成在陕西崩溃得比他进军北京时还要快，山陕大部分地区明朝旧臣都是被迫投降李自成的，清军一来，他们就开门迎降，因此，南北两路清军进展十分迅速，南路攻克潼关，北路围攻重镇榆林和延安，对西安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当了一辈子流寇的李自成显然不会像崇祯那样成为瓮中之鳖，1645年1月13日，李自成放弃关中，转战豫楚，又开始了他所熟悉的流动作战。

李自成被赶出陕西以后，阿济格所率北路军继续追击，多铎所率南路军迫不及待向弘光政权发起了进攻。

阿济格所部清军在武昌、富池口、九江等地连续十三次痛击李自成，民军损失惨重，在心理上己经完全崩溃，不敢再战，形成一触即溃，溃不成军的局面。1645年5月，李自成本人也在溃散中脱离大部队，意外死于乡兵之手。手下干将刘宗敏、左光先、宋献策不久被清军俘获于湖北九宫山。

多铎的进展比阿济格还要快，清兵未遇任何抵抗通过河南，四月抵达泗州，就在左良玉起兵之时，弘光政权己经势如危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