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对新三案的鉴定

虽然新三案没有查出幕后的指使，但是新三案的集中暴发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

崇祯十七年底，弘光政权出现了对东林极为不利的局面，逆案和顺案都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在逆案方面，弘光将《三朝要典》交付史馆，起用了许多逆案中的活人，并为逆案中的死人追赠谥号，翻案势在必行。

在顺案方面，顾杲、陈慧贞、周镳和雷演祚和周钟等人入狱，侯恂、黄宗羲等许多人被通缉，势态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新三案接踵而至。

新三案从两个方面扰乱朝政，转移焦点：一是质疑弘光政权的合法性，二是图谋另立新君。质疑弘光政权的合法性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出现了比弘光更有继承资格的人，二是诽谤弘光是假冒的。

其中太子案和大悲和尚案既是对弘光继位合法性的挑战，又包含了另立新君的图谋。童妃案则直接质疑了弘光本人的真实身份。这些都付合东林的目标和利益。

弘光起用东林的公敌阮大铖己经触犯了东林的底线，而阮大铖复出后一系列的翻案和报复（在东林党人看来）更是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他们希望看到弘光政权垮台，希望弘光和马士英、阮大铖身败名裂。

关于这一点，时人己有明鉴。戴名世认为：“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至谓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黄宗羲、钱秉镫极力说（至谓）弘光不是朱氏子孙，是因为两个都是党争的当事人（身罹党祸者也，这里所说的“党祸”就是顺案，黄、钱两人都是通辑的对象。）他们的证据主要是说童氏是真的帝后，而弘光是假冒有，恐事情败露，所以不与她相见，这个说法，完全是出于怨恨的失实之言（怨怼而失于实）。

杨凤苞也说：“及谓福王亦伪，乃出东林、复社爱憎之口……盖阮大铖欲尽杀东林、复社诸君子，向后诸君子追憾其事，并恨王之任大铖也。造言汗蔑之不已，复奋断曰：‘是非明之宗室也。’甚疾之之词尔。”杨凤苞不仅指明了谣言出于东林（乃出东林、复社爱憎之口），更分析了这么说的原因是弘光任用了阮大铖，而阮大铖要杀他们，他们不仅造谣污蔑弘光（造言汗蔑之不已），还断言说弘光是假冒的，这不过是因为恨他才这么说的（甚疾之之词尔）。

黄道周在《潞王监国记》中提到：“潞藩素有令闻。先年定策，以异议故，欲罗织诸士绅，是以有妖僧大悲之狱。及事稍解，为王之明、童贵人二狱所间，得不追论。然犹诛周镳、雷演祚，则为是故也。”作为东林大佬和南都太子案的鉴定者，黄道周也认为新三案不过是用来扰乱视听的（是以有妖僧大悲之狱。及事稍解，为王之明、童贵人二狱所间，得不追论。）但是他出于党见，并不能公平持论，他绝口不提东林和复社中的叛徒问题，认为阮大铖打击东林诸士绅是因为当年他们主张拥立贤名的潞王，故而打击报复（以异议故，欲罗织诸士绅），虽然为新三案所阻，但仍因此杀害了周镳、雷演祚。事实上，阮大铖打击东林是以顺案的名义，而诛杀周镳、雷演祚是因为他们涉嫌图谋另立国君，威胁了弘光政权统治。

顾诚先生对黄宗羲、林时对、钱秉澄、金堡等人对弘光身份的质疑和对弘光私生活的污蔑进行了考证，他认为对弘光私生活的污蔑不符合事实，而所有疑案都是东林-复社党人兴风作浪的产物。

弘光帝仓促逃亡后，南京城内有人从狱中救出太子，拥立为监国，拟即大位。而力主太子为假的王铎被“民众”痛殴，头发胡须都被拔掉。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这些人为什么就能断定太子是真的，并立其为王呢？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人都是痛恨弘光的人，他们希望另立国君，而对王铎的殴打不仅因为他力主太子是假的，更是因为他对东林的背叛，同时受到攻击的还有东林的另一个背叛者钱谦益，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的真实身份由此可呼之欲出，同时也证明了，弘光所担心的东林党另立新君的图谋并非多余，而东林党口口声声说弘光不是朱氏子，可是从他们拥立太子而不辩真伪的情况看，他们只在乎拥立新君，而不在乎新君是不是朱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