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东林的反击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崇祯十七年九月，大理寺颁布了对从贼官的惩处办法，年底又颁布了正式条例。条例规定：罪重者磔、斩，罪轻者绞、流。以下五种情况当处以磔刑：一是从贼一起攻打北京的；二是邀贼入京并为贼撰写文告的；三是担任大顺政权三品以上官职的；四是所有降贼的督抚和总兵；五是所有主动助贼策划夺取地方的翰林院官员和科道官。其它11种从贼官将受到较轻的惩处，主动自首的，将宽大处理。为了搜捕叛徒，厂卫等特务机构也渐次恢复。

如果将顺案作为战争期间的一项肃反工作，此举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各个政权普遍采用的一项措施，似乎不宜否定。但是有二个情况使肃反工作偏离了它的轨道，将南明带向了危险的悬涯，这是南明决策者们始料未及的事情。

一是顺案和党争结合在了一起。虽然顺案的实施者一再强调顺案与党争无关，但是顺案的实施者是“阉党”成员，而从贼官大多是东林和复社的人，这不可避免地会和党争扯上关系，引起党派的恶斗。

二是顺案的伤害性极大，引起激烈的反弹。一个入过青楼的女子，无论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无论在青楼里的表现是积极还是消极，也不管一天接几个客人，只要是进过一天青楼，这辈子就完蛋了，她将会受到人们的歧祯，永远也嫁不出去。投降大顺有类于此，只要你在大顺政权里呆过，无论你干过什么，你的名声将会臭不可闻，受到世人的鄙视，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甚至你的家族和朋友都会受到牵连。虽然顺案中也作了宽大和区别对待的规定，但那只是肉体上的，在精神和名誉上，所有人都被判处死刑，宽大毫无意义，对于视名誉重于生命的“正人君子”们来说，列入顺案等于要了他们的命。当周钟的奴颜媚态曝光后，他的朋友都病倒了，人们没有想到一个曾经中过榜眼的人竟会背叛恩重如山的皇帝。当南京政府颁布了杨汝成、项煜、陈名夏等“北京都从贼诸臣罪状”之后，杨汝成、项煜在苏州的家宅被愤怒的群众焚掠，陈名夏化装逃走。

由于顺案的致命性，它引起了激烈的反弹，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 一是一部分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顺案中人投降了清朝，推动了清军南下。二是那些留在南明的嫌疑犯纷纷躲藏起来，并暗中对南明政权进行颠覆。从这两个结果上看，阮大铖等人和南明政权炮制的顺案是错误的，弘光之前所有邀买人心和建立统一战线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之所以犯这种错误，很显然弘光政权低估了东林党反击的能力，低估了清朝的危险，更低估了两者结合后的危险性。

虽然阮大铖自认为他掌握了真理，但是他并不正确，真理和正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不仅因为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真理既使原地不动，也可能是谬误的，这是因为真理和正确的标准是不同的，真理的标准永恒不变，但是正确的标准却随结果而变化，能导致好的结果的，才是正确的，而真理未必能导致好的结果。因此人们常常选择正确的放弃真理的。

东林的反击与顺案的进展同步进行。当顺案处于酝酿和筹备阶段时，反击主要是文斗，对象主要是马士英和阮大铖。

打先锋的总是政治民谣。南京到处流传着“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职方贱如狗，总督满街走”“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的俚语，对弘光政权进行诋毁，这种政治咒语己经屡见不鲜。

其实是旁敲侧击转移焦点。一是借翻旧账以自卫，继续追打阉党。礼部尚书顾锡畴称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为“阉党”，马士英和阮大铖等人认识到东林党正在挑起危害巨大的党争，阮大铖摩拳擦掌准备应战，他打算编制一套新的黑名单，其中一册是《正续蝗蝻录》，蝗，指东林党，蝻，指复社。另一册是《蝇蚋录》，蝇，指东林，蚋指复社。但是为了避免转移焦点，并从大局考虑，马士英没有接受东林党的挑战。二是清算死人。顾锡畴又将棍子抡向己经去世的温体仁，要求弘光帝以渎职罪取消崇祯对温体仁的封谥。这个问题一度转移了朝廷对于顺案的注意力，弘光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取消了对温体仁的封谥，后又改变主意，恢复了温体仁的封谥。

转移焦点没有改变东林被动挨打的局面，还得从正面进攻。湖广巡按御史黄澍仗着左良玉的保护，上疏参劾马士英，列举了马士英所犯十条当斩之罪，但是弘光皇帝没有理睬。

马士英和阮大铖就像一头啃食蜂蜜的狼獾，虽然被一群蜜蜂包围着蜇得鼻青脸肿，但依然不管不顾，执着地拼命进食，推动着顺案向前发展。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批东林党人被揭发出来，顾杲等人被投入监狱，一部分人仓皇地逃出南京，这些出逃的人一部分投降清朝，另外一部分人投入史可法或是左良玉的大营中寻求庇护。这些出逃的人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在暗中进行反击，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南明弘光政权的灭亡。

反击分两部分：一是从内部进行颠覆，制造了南明三大案。二是借助外力，以武力推翻弘光政权。投降清朝的那部分人推动了清朝进攻南明，投入左良玉营中的人煸动了左良玉的兵变，投入史可法营中的人，与史可法督师一败涂地也有一定的关系。